上星期写了“一本客家字典的跨国故事”一文，提及客家辞典作者陈志明从广东移居南美的苏里南，再落户欧陆的荷兰。笔者收到海内外客家乡亲的大量反馈，其中有不少人惊叹客家人在全球五大洲四大洋“叭叭走”的能力，并问笔者能否介绍客家人在加勒比海落地生根的情况。

　　笔者为此与苏里南中华会馆会长、《中华日报》前社长李学雄先生做了一次越洋电话访谈，在写此文过程中更多次互动，为笔者做校勘并提供许多珍贵图片。香港与苏里南的时差是11小时，也就是刚好“日夜颠倒”，但李会长还是在百忙中昼夜帮忙，令笔者非常感动。

　　李学雄会长给笔者传来许多珍贵的资料。说起来匪夷所思，苏里南距离中国一万七千公里，但在这个南美洲边陲小国，客家人占该国总人口大约七个百分点(华人占逾一成)。走在首都巴拉马利波市中心，随处可见的中文字和华人超市，恍如置身香港新界。

　　曾经是荷兰殖民地的苏里南，是南美洲华人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苏里南是南美洲唯一一个把荷兰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更是全球唯一把客家话列为法定语言的国家。2014年，苏里南政府正式将春节定为全国法定假日。

　　由客家人创建于1880年的广义堂，是南美洲最具规模、历史最悠久的华侨社团，辖有养老院、慈善机构、中文学校，发行中文报纸，甚至还开播加勒比海唯一的中文电视台。

　　华人漂洋过海抵苏里南的历史，可回溯至十九世纪中叶。资料显示，第一批十八位华人以劳工合约的方式，在1853年7月2日从同属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出发。在长逾三个月的航程中，有四位在途中病逝，其余十四人于1853年10月20日抵岸。合约期满时，仅有11人存活，其中八人最后返回印尼，三位自愿留下，受聘于政府担任审批劳工的翻译。此三位已能说流利当地语言的客家人，便成为最早扎根彼邦的华人。

　　其后，在1858年至1870年间，大约2500名华人劳工直接从中国大陆抵埗，大部分原籍为广东省之东莞、宝安及惠阳县，均说客家话，也有一些来自福建。苏里南也因此在历史长河的流变中，形成了一个以广东惠阳、东莞、宝安客家人为主体的海外部落，当地人简称为“惠东宝”。

　　香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角度。从1865年开始，荷兰人开办的“猪仔馆”，短短五年之内便从香港招来两千多名华工，在废奴政策后为南美洲的种植园与矿场提供苦力。

　　由于早期签契约者几乎没有女性，绝大部分的华工与来自印尼爪哇、东印度及当地黑奴后裔共组家庭，形成了如今的苏里南国民“鸡尾酒”原貌。譬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动“中士政变”的前总统鲍特瑟，同时拥有华人、黑人、荷兰人、印第安人、法国人的血统。曾经担任苏里南总理后又兼任总统的陈亚先，也是客家人，其父的籍贯是广东惠阳(注：惠东宝只是一个统称，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行政上隶属惠阳地区)，母亲则是混血的克里奥尔土著人。

　　当地客家人把混血土生的华人称为“半泥鸭”，华侨华人在本土出生的孩子称呼为“泥鸭”，来区分差异，可谓生动有趣。

　　1949年后大陆政权易帜，来自中国本土的移民大幅减少。苏里南客家部落与祖国的亲友，除了极少数通过香港还有走动，就象是冰河时期消退后的海岛，孤悬海外独自发展。土生土长的后辈，除了仍以客家话、荷兰话为母语外，还能讲当地特有的克里奥语，以及苏里南汤加语。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从九十年代开始涌现大量新移民，除了广东，最多的是浙江、福建和海南，此外还有少数的东北人及其他省籍人士。

　　李会长告诉笔者，他是从香港过埠至南美的。他和太太原籍分别是宝安、兴宁，早年移居苏里南与一直生活在彼邦的外婆团聚。他说那时候香港没有直航，要先飞13小时至荷兰，然后再飞8至9个小时才抵苏里南，另一选择是从香港飞美国再转飞。

　　虽飞越万水千山，如果不是疫情，他和家人几乎每年都会返港及在大陆游走，一为商务，二是慰解思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