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询问，香港还有其它消逝的风景吗?

　　村校，也就是乡村的学校，算是一道已经消逝的风景线。笔者不肯定香港是否还存在村校，但纵算有也是落日余晖。

　　“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的优良传统。村校则是客家人薪火传承，自强不息的一个缩影。由于地理条件限制，“耕读传家”成了向上流动的阶梯。用时下的说法，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客家地区盛行父教子习、兄弟相长、崇文重教的主因，亦与历朝历代南下的中原士族传统一脉相承。

　　香港的大多数村校，座落在新界及离岛的客家原始乡村。最早源于宗族祠堂、乡绅或秀才兴办的学塾、家塾、书室或书院。客家族群设馆启蒙，为的是让其子弟不至于成为文盲。理想远大一点的，就是希望借此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1898年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后，对原有的农村社会模式、生活习俗，包括教育政策均不作干预。直至1913年，香港政府首次立例规管香港所有公立及私立学校，要求所有学校均须向香港政府注册。据统计当时新界共有学塾260间，但学生人数仅三千多人，可见香港的基础教育远未普及。

　　二战后，俗称“卜卜斋”的私塾“与时俱进”，开始大规模转型为村校。再加上本地适龄学童急增，政府开始以“一元津贴一元”的资助方式，带动乡村兴建学校。由此，香港的村校多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落成。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香港经济腾飞，百业兴旺，譬如观塘、油塘、荃湾、元朗，工厦如雨后春笋，当区村民外迁工作及居住，学童“买少见少”。地处香港海隅一角的鲤鱼门海滨学校，就是在2008年成为香港最后一批被停办的村校。

　　所以说，香港的村校，其实不是很久远的集体记忆，而且很有本土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私塾转型的材校，主要是民间众筹、乡绅捐钱或捐地，也发动华侨捐赠。例如油塘的海滨学校，还得到远在美国旧金山客家人的解囊相助。鲤鱼门创意馆的墙上，记载著“多多益善，少少无拘”的捐赠者。1954年，滨海学校再次发动扩建校舍活动，得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夫人陈金枝女士等人捐助。胡文虎是早期名震四海的福建籍客家巨富、香港《星岛日报》创办人。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卖田卖地卖森林卖鸡鸭集资办校，在当时的香港不是新鲜事。例如，侨所公立学校为建校，召开村民大会，透过出售“公田”，得款八万作为基金。丹竹坑公立学校更将百年樟树砍伐出售，所得占集资总数的五分之二。1958年的公立华封学校，资金由山厦村、榄口村和政府三方面分担，村民更在农作物收成和出售禽畜时抽取百分之五作建校经费。

　　有钱出钱，没钱可以出力。南边围崇德学校创建时，规定每户一定要付出劳动力担“十斗淡沙”;大屿山的杯澳公立学校，建校时的砖块由九龙购置，但当时贝澳没有码头，运砖船在涨潮时将砖块丢到海中。清晨四、五时潮退，村民群起捡拾并搬到学校地盘。

　　二、早期的村校，校舍五花八门，土法上马。例如沙田的文正公立学校的前身叫“贯万学校”，借用客家大宅曾大屋其中一个炮楼作校舍。三乡的白望乡学校，也是在围龙屋的更楼上课。元朗山厦村的华封学校，借用村中的张氏宗祠;十八乡的永安学校，于1938年注册时校址，是“大树下天后庙”。

　　还有私墅改装的课室，例如镜蓉书屋由沙头角禾坑村李氏客家族人于清朝初期兴建，大埔头邓族的敬罗家塾发展成启智学校，八乡上村黎氏的植桂书室同时用作祭祀祖先和教育村中子弟。

　　还有在天台上课的。司徒华创办的葛量洪校友会观塘学校，原址在观塘新区某徙厦天台。天台小学于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被淘汰，学童获编配继续上学。

　　三、蓝天树下的童年乐团

　　村校普遍设备简陋，教学水准参差。据海滨学校前校监罗先生向笔者忆述，因为鲤鱼门村都是客家人，所以用客家话授课。那时候“先生”不是乱叫的，老师才能尊享先生称谓。课本选用三字经、四书五经、唐诗、朱子格言等儒家典籍，入学时要跪拜“万世师表”孔子。一位老师同时兼教4班，也包办村内红白二事。学生须自备书桌椅子上课，寒暑假要把椅桌搬回家。习字簿亦各家自制，开本自然五花八门。

　　上课安排甚至“颠三倒四”，例如长洲公立学校前身是义学，为免得失街坊，初时需要抽签才可入读;地处深山老林的锁罗盆，村校只提供三年小学课程。若要继续“深造”，孩子们就要寄宿沙头角或大埔求学。

　　但当年的香港乡村学童，可能比大都市的学生更快乐。除了读书识字，村校的孩子们也在操场的大树上摘荔枝，煨蕃薯，跑到田里去插秧，挖塘泥，在庙宇点灯。村校，提供的是简朴而又天真无邪的孩提生活。

　　笔者走访了多次的海滨学校，就是一家有著百年历史的客家村校。该校停办之后，被香港赛马会“活化”成为鲤鱼门创意馆。两层校舍原有结构被保留，外墙“海滨学校”四个大字仍与夕阳相辉映，校园中由学生涂写的创作仍在，徬彿在诉说这所百年老校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