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林:一再被误解的孔子
  • 张来林
  • |
  • 历史春秋网

   作为一代宗师,孔子不仅在政治、思想等领域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第一个私人办学者,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后来人,被推崇为万世师表和圣人。

  2013年3月26日,《华夏春秋》发表了《圣人眼里没好女人:孔子一家三代皆休妻》,此后很多报纸纷纷转载。近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更名为《卷进离婚事件的古代名人》,中国江苏网等以《古代名人也离婚:孔子孟子都曾休妻》,光明网则换成《古代名人也离婚:孔子曾休妻李清照主动离婚》,半年多来引起大众的极大关注。

  有的则进一步演化为“孔氏四世出妻”:孔子的母亲被叔梁纥休了,孔子也休了伯鱼之母,孔鲤也休过妻,子思也休过妻。

  看完此类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看书不能断章取义、歪解典籍。

  一,孔府家族史被误解。

  “孔氏四世出妻”之说,来源于《礼记·檀弓》的“孔氏之不丧出母”。搞清楚此事,要从事实与文字两个角度。

  所谓休妻,也叫出妻,丈夫以某种理由一纸休书抛弃妻子,反映了古代丈夫有单方面解除婚约的权力。

  (一),孔母没有被休。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将军,娶正妻施氏生9女,又娶一妾生一瘸腿儿叫孟皮。因为在中国古代只有男孩才能承继家族的香火,所以民间有俗语“九个姑娘不如一个瘸腿儿”,就是指的孔父家。

  因孔父对于死后由残疾儿继承的现状不满意,又娶少女颜征在作偏房,生孔子。当时叔梁纥已70岁左右,孔子母亲才十几岁。因正妻施氏不容孔子母子,叔梁纥只得在外找房安置颜氏母子。

  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由于颜氏是没接进家门的小老婆,颜氏和孔子并没有资格参加叔梁纥的葬礼,更没资格继承家业。因为孔子的母亲并没有跟叔梁纥正式结婚——《史记》称为“野合”,但不能据此得出孔母“被休”,只能说其身份不明不白而已。

  (二),孔子没有休妻。

  楚灭陈后,为与各国通好,楚平王招集几个大国到陈国聚会,鲁国派去了仲孙大夫。聚会期间,宋国如会大夫与仲孙大夫谈起了宋国流徙鲁国的一支后裔叔梁纥和孔丘,并达成一项政治联姻。19岁的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次年既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适逢鲁昭公赐鲤鱼给孔子,孔子对国君的赏赐感到荣幸,便给儿子取名为孔鲤,字伯鱼。

  古代丧制分“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服制。斩衰服是丧服中等级最高的丧服,如儿子为父服孝,服期为三年;齐衰用于“父在为母”,服期为一年。

  公元前485年孔夫人亓官氏操劳一生,先孔子七年去世。孔子死后,“即孔子所居之堂为庙”,后来亓官氏同孔子一起被祭祀。

  《礼记·檀弓上》记载: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也就是说孔鲤的母亲亓官氏死后,已过一周年,孔鲤还在为她哭灵,孔子听见了就问门人:“谁在哭?”门人回答说是孔鲤。孔子很气愤:“哼!太过分了!”孔鲤听说孔子不高兴,就赶忙除去丧服,不敢再哭。

  孔鲤就是孔子的唯一儿子,孔鲤的母亲亓官氏去世后的一周年内,孔鲤作为儿子还可以为她守丧;周年一过,丧期结束,就不应该再哭哭啼啼。孔子听到儿子服丧满后还在哭,认为有悖于礼制,因而责怪孔鲤。

  《仪礼·丧服》中说:“期者,父在为母、妻、出妻之子为母。”这里说的是“期”的三种情况:第一,母死,父在,为母期;第二,妻子死,丈夫为妻子期;第三,出妻之子为母期。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违背了第一种情况的丧制规定:母死、父在,为母期,过期则当除服。伯鱼丧母,期而犹哭,忘却其父孔子仍然健在。故孔子责之,伯鱼遂及时改正。

  为什么不是第三种情况?按照《仪礼·丧服》中“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的规定,如果母亲被休弃,儿子没被母亲带走,其母去世时,儿子不能为母亲服丧。伯鱼在母亲死后“期而犹哭”的事实,不仅不能说明伯鱼之母曾经被“出”,反而是孔子未曾“出妻”的强有力证据。孔鲤没有休妻

  (三),孔鲤没有休妻。

  孔伋(即子思)是孔鲤死后的遗腹子,是孔子的孙子,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传播发扬者。孔鲤五十岁时先于父亲早逝,子思的母亲就离开鲁国,回归娘家。

  《檀弓下》记载: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也就是说孔伋的母亲死后又被送回儿子身边安葬——入祖坟,更说明她没被孔府休掉。只是她没资格到享受到孔庙受祭,因此孔伋说“吾过矣!”

  “丧”指丧礼,其中包括祭奠、戴孝、守墓、哀哭等治丧与守丧的礼仪。《檀弓》所说“子上之母死而不丧”,是说子上的母亲去世后,没有为她举行大型丧礼。

  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因为子思的生母是“庶母”,不是正妻,不能享受正妻死后的待遇。如果她是被“休”,是不可能死后被送回孔府安葬的。从子思生母亡故后被送回儿子身边安葬,说明她没被孔府休掉。只是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卑微的小妾去世后不能受祭于孔庙,级别只能准许祭于“他室”。“孔氏之不丧出母”是指不能将庶出之母“哭于孔氏之庙”而已。子思“不丧出母”的事情前因后果明明白白,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歪解得一塌糊涂!

  (四),孔伋也没有休妻。

  孔伋之子叫子上,名白,是孔子之曾孙。《礼记·檀弓》记载: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

  即门人问孔伋:“为啥不让儿子隆重祭奠他的母亲?而且您的祖母也是小老婆,死后孔子举行大型丧礼的”。孔子母亲虽是偏室,但颜氏母子独立生活,不受制于正妻,死后举行丧礼,不违背礼制。

  孔伋不让子上为母亲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因为子上的母亲与祖母一样不是正室,而是偏室,且与孔伋正妻等一家人共同生活,与孔子母子另过不同。

  孔伋还说“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檀弓》的这段记载是也引起千百年的误解、误判的重要原因。

  孔伋的意思是,子上的母亲不是我孔伋的正妻,子上不能叫她母亲。而很多人理解为:子上的母亲已经被休了!

  其实,《红楼梦》就有类似子上的情节:探春的生母赵姨娘本来是贾政身边的丫鬟,地位卑微,按礼数探春必须叫王夫人为母亲,只能叫生母为姨娘。与子上的情节相似,合乎礼仪规范。

  问题症结所在:错解一字,误导千年!

  《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的家庭观:“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说明孔子自己非常注重搞好夫妻、父子关系,注重家庭的和谐与安宁。

  身教者从,言教者讼。试想,孔子作为千古师表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齐家”还有脸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去治国平天下,弟子还会死心塌地追随他?

  关于孔府休妻的误解始于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也导致儒学内部的纷争,儒学内部异说怪论纷出,至有互为水火之势。被誉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的初唐硕儒孔颖达冠盖群儒,他曾认真考证、撰文批驳“孔府休妻”的千百年误传,很有说服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竟反其意而用之,说孔颖达证明过孔府历代休妻!

  孔颖达是孔子后裔,他指出,关于孔府几代休妻的误传,根结在于有人把父亲的“出妻”与儿子的“出母”两个“出”混为一谈了。所谓“出母”,乃是生身之母;而所谓“出妻”,即被休之妻。很多人以为“不丧出母”说明此母被“出妻”了。

  结果,有人反其意而用之,说孔颖达论证过孔府数代休妻……

  二,孔子的政治思想多次被歪解。

  儒学发展大致经过了四阶段:民儒(孔孟之道)、官儒(汉儒)、小人儒(宋明理学)、天下无儒(今天)。

  (一),儒教正法时期五百年——民儒

  孔子主要政治思想:内圣外王,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主要内容有三纲、八目等。孔子的三纲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子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

  孔子的民儒思想一直不能得到官方的重视和呼应,屡受打击,周游列国而不受欢迎,孔子困于陈蔡,如丧家之犬;孟子困于齐梁,千百年后的朱元璋还逐孟、删孟。

  因为统治者欢迎的是“速成术”,儒家是缓成术——关心的根本目标是广大民众,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帝王来说长远的将来才见效,远水不解近渴。

  (二)儒家像法时期一千年——董仲舒把民儒改造为官儒

  孔子的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是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不同岗位和角色的人必须敦伦尽分,尽职尽责,要求是双向的。

  《韩非子·忠孝篇》。韩非在此篇中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董仲舒援法入儒,加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部分舍弃民本思想),外加道家的“天人感应”、神权理论约束君权,与官府达成妥协。

  董仲舒却把三纲演变为下级对上级的顺从,责任成为单向的了。董氏理论最终演变为吃人的“封建礼教”,为一代代帝王的荒淫无道和一顶顶皇冠落地埋下了祸根,也为孔子学说遭到新文化运动的狂轰和批判埋下祸根。

  汉儒成为“外儒内法”的官方儒学,这是一次成功的运作,统治者很欢迎,被政府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末法一千年——程朱理学成小人儒

  (三)儒家末法一千年——程朱理学成小人儒

  五代十国礼崩乐坏,大宋的建立需要集权思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欲重振儒学。他们援佛入儒,用狂禅的顽空思想改造、完善儒学,却演变成伪道学——小人儒、奴儒,埋下“天下无儒”的祸根。

  《礼记》的《大学》篇,体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但对儒学八条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起点“格物致知”孔子没解释,从孟子“格君心之非”知“格”有“排除、端正”之意。汉儒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其解释模棱两可,引起长期争论。宋儒司马光为此特地写了《致知在格物论》,“格物”是强调抵御外在物质生活的诱惑,保持高风亮节,才能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相呼应。

  孔子格物:坚持“四勿”、“三省”、“克己复礼”,即使睡觉也要存心正念。孔子称赞颜回能“三月不违仁”,老师就更厉害,能与古圣先贤神交:见先哲于羹墙——吃羹饭时见尧,对墙见舜。

  南宋朱熹则把“格物致知”歪解为“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进而就能“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逻辑顺序跳跃性太大。按朱熹的说法文化水平高的人道德水准一定高,实际上朱熹把改造主观世界与认识客观世界混同了,导致伦理知识化。《现代汉语词典》采用了朱熹之说。

  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等在信州铅山鹅湖寺展开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朱熹受到二陆的批驳。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上表弹劾朱熹。朱熹被弹劾挂冠,宋宁宗宣布道学为“伪学”,禁止传播道学。

  朱熹被迫上表认罪,承认自己“私故人财”(受贿)、“纳其尼女”等数条,并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要不是击中要害,65岁高龄的朱熹决不会轻易认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直是他的座右铭和“人生信条”!

  从宋至今,又争论了一千年,朱熹之说不断遭到学者的质疑。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孔子以后能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业绩的只有王阳明一人。王阳明按照朱熹的理论和方法去“格”竹,格了七天都格出病来,才知道朱熹之解有问题,进而斗胆指出朱熹之说是“炊沙成饭”,他提出格物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自省,即处理好义利关系,把义放在一己之利上面,就要格除物欲。王阳明晚年归纳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最后一句给出了答案。先通过“格致”才能诚意正心,再修身做能兴旺家业的正人君子,继而再由仁人君子来治国平天下,内圣而外王,具有内在逻辑性。

  朱熹对儒学典籍的注解有重大误解,却被元明清三朝当做“标准答案”传布天下,导致很多读书人变成满嘴“仁义道德”、满心自私自利的伪君子,这是儒学的重大转折点。

  宋后儒学重智轻德,日趋虚伪,他们高呼“存天理灭人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学逐步蜕变为伪道学,空腹高心,长于争权夺利、窝里斗。高尚一点的儒生陷入党争,“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并无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普通儒生则把儒学当作攀爬的手段,风云际会之时,或为利或为名,择机而动;国破家亡时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卖主求荣,满嘴仁义道德,满脑子男盗女娼。谁给的官他们都敢做,谁给的钱都敢拿(附阉党、降满清)——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汉奸文化、厚黑学之源——理学成为小人儒、奴才儒。

  宋末的文天样发出了“理学误国”的长叹;明末的顾炎武论及宋明道学的根本弊端在于“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所以他说“明亡在于清谈”!


  (四)天下无儒——儒学面临毁灭

  太平天国毁灭全部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官腐民穷。太平天国兴起后“灭人伦,毁诗书,尊异教而废孔孟”,欲毁灭儒释道等中华传统文化。有胆识之士甘愿奋起卫道,就连普通百姓也普遍反对

  五四运动全盘否定儒教思想。五四运动矫枉过正,把一切怪罪于孔子,主张全面推行西方文化,“打倒孔家店”,要把斗争矛头直指孔教。

  “文革”全面否定精神和物质。文革对儒学进行全民、彻底的破坏(砸烂封资修与批林批孔),最终使儒学在我国的影响进一步减弱,趋于无儒。

  三,孔子教育思想被歪解。

  (一),人们甚至连孔子的“学习”之意都误解了。

  《论语》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现代翻译是“学过了,及时去复习它,不也很愉悦吗”,表现出“读死书、死读书”的机械活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不是培养书呆子的结果吗?这怎么会是孔子的本意呢?

  那么,孔子的“学”、“习”到底何意?

  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说文》说:“学,觉悟也。”學,上面是两手与“爻”,和古代占卦有关。试想,孔子研究《周易》“韦编三绝”,他能为《易经》配上《十翼》,是《易经》的高级专家,还要花五到十年学《易经》,目的是“无大过”。说明此“学”不是认识世界、学知识,而是改造主观,是“格除物欲、引致良知”,是“克己复礼”。宋黄庭坚“三日不学,面目可憎”的学与孔子之“学”同义。

  习:古汉字作“習”,本义:小鸟反复地试飞,转为演练、动作模仿——实践与运用。

  (二)孔子是励志家吗?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参照智商学说,在1995年发表《情感智商》),首次将把非智力因素叫做情商。他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成功20%取决于智商,80%取决于情商。他认为情商包括五方面内容:一是认识自身的情绪;二是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即能调控自己。三是自我激励;四是认知他人的情绪;五是人际关系的管理。此说从理论上证明了意志、恒心、信念的重大作用,引起很大反响。
  1996年著名作家柯云路发表《情商启蒙》一文,首先在国内提出情商一词,很快引起巨大影响,引发我国对情商的研究热潮。虽然有人对此提法持不同意见,但中国非智力因素研究会仍于1998年召开第一届年会,并形成了每两年召开一届年会的惯例,主要研讨情商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对学生大力开展兴趣的激发、习惯的培养和意志的锻炼。

  经过研究,人们又发现情商概念较多地注意了情绪的作用,而忽视了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紧密相联的高级道德情感、道德情操的作用。美国学者道格•莱尼克和弗雷德•基尔基于安然、安达信公司财务丑闻导致国际大企业瞬间倒闭的可怕现实而提出德商概念,他们指出情商理论太笼统,高情商并不能使高情商的个人或组织完全避免毁灭的厄运,于2005年发表了《德商:提高业绩,加强领导》,从情商的第四、五方面中派生出德商。即情商反映的是内向性的,培养自己的兴趣、意志、信心、恒心以及带动他人转化情绪等情感能力;德商反映的是在名利面前的思想境界和人格追求,反映一个人对待名利等涉外的道德、法律意识,德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尊重、容忍、宽容、诚信、尽责、守法、忠诚、礼让等品德和能力。只有把德商从情商中分化出来,才能清楚地梳理人们的心理与思想品德,所以不能把两者混同。

  进而有人指出智商情商德商三者的关系是:智商(IQ)决定学习能力,相当于一部车子的发动机;情商(EQ)决定环境适应能力,相当于能源系统;德商(MQ)决定自我管理能力,即人品的高下,属于方向驾驭系统,可以将戈尔曼的公式演变完善为:成功=(20%×智商+80%×情商)×德商

  从这个公式可以直接看出情商远比智商重要,德商则更重要。一旦德商出问题,一切将化为乌有!孔子重视情商

  1,孔子重视情商。

  孔子的教育思想很广泛,除了大量有关教学的思想,如因材施、启发诱导、学思与学用结合等内容。更多的则记录孔子修身做人的理念,如《礼记·礼运》指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礼”中包括“治人七情”和“修十义”两大方面的内容。

  “治人七情”即调整和控制人的情绪,激发人们的意志,战胜人们的惰性,排除各种障碍和错误的情绪,是强调遇事戒冲动,这里情商的成分较多。

  “修十义”就是要遵循尊重、遵守、适度、自律原则,奉行慈孝良悌等美德,具体途径就是“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个人的欲望和社会公允的行为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克制个人欲望,服从社会规范,站在大众的角度决定取舍。克己要求做到“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是克制念头,靠自我约束来提高道德修养,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人人都能成为仁人君子;反之,不克己复礼,人人也能变为恶人和小人,做不做君子在于自己,不在于别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这些观点主要涉及的就是德商的内容。

  在《雍也》篇,孔子指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作为君子应当广博地学习文献,积累深厚的知识,同时要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只有在这两方面都做好了,才可以做到不悖离道,情商德商一起抓,符合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成才、成功,主要不是取决于智力因素,更多的与非智力因素有关。正是他“学而不厌”,奉行“三人行,必有吾师”的谦虚好学精神,才造就了他超出常人的学识,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除了擅长文学、政治等文化思想外,武术军事类活动也颇有研究(六艺中的射、御等),所以孔子是允文允武、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孔子指出人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并为之而奋斗,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必须“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才能达成目标(《论语.述而》)。

  孔子致力于调动学生的内驱力——“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鼓励学生“自强不息”,告诫弟子“学不可以已”、“学而不厌”、“学无常师”,号召弟子们要终身学习,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和思想品德素质,为社会造就了一批文武兼备的优秀人才。

  孔子还以身作则,提高自己的情商和德商,他一生反复研究《周易》达到“韦编三绝”,行年七十岁尚欲天假十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见贤思齐”。正是由于孔子对自己的非智力因素发挥到极致,才达到了“大成至圣”的最高境界。当时的达巷党人就赞美道:“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为什么孔子能懂得比任何人都多呢,因为他治学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但孔子之所以被万世敬仰,不是因为他好学,也不是因为他注重情商,而在于他身体力行的德行教育。

  2,孔子教育思想的精华在于思想品德的塑造,即更重视德商。

  孔子发现人都有缺陷,性格都有弱点,根据德才发展的不同程度将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常人、小人、恶人。孔子教育思想的落脚点也在于培养君子和圣贤人士。

  为打造出圣贤君子,防止出小人恶人,就要克己复礼。孔子教育思想的根本是“止于至善”,所以孔子是把德商的培养与提高作为基础和目标的,而不是落脚于励志教育。

  为了使大众都能格除物欲,止于至善,就必须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当两者冲突了,怎么办?奉行礼、仁,坚持“四勿”,“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在《论语》里,孔子谈礼和仁的地方最多,把礼作为体现德和仁的具体形式和实现德治、仁政的途径和行为方式。所以礼与仁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离开了德和仁,礼就不成其为礼。孔子说:“克己复礼曰仁“,“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认为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如果不借助于礼,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并举例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孔子设计了以仁和礼为中心的自我修养理论与方法,使每个人随时进行自律、自省、自责、自讼,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

  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受此影响,提出课堂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递和能力的训练,更要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实际上就与情商、德商理论密切相关。

  3,孔子教育思想在当代被误读。

  2008年台北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曾昭旭撰写了《修心:孔子的生命智慧》,2009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成中英教授谈及《儒学与情商教育—成中英教授访谈录》,这些教授都指出:儒家的“修己以敬”、“仁”、“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及要求都属于情商教育。实际上抹杀了德商与情商的界限和区别,他们的观点也影响了许多专家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何克抗教授在《孔子的道德修养理论与EQ》一文中,指出儒学与情商理论并不完全等同,从修养途径看,孔子比丹尼尔•高曼多了“中庸”和“力行”两个环节,说明孔子的道德修养方法比丹尼尔•高曼的方法更高明。他发现了孔子教育思想中包含大量情商教育思想,但他也没有从德商的角度看待孔子的思想,也把很多德商的内容当做情商来看待,仍然存在一定的偏颇。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希圣希贤,儒家的基本教义是教人做君子成圣贤,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并由圣贤来治理国家,构建内圣外王的美好家园,实现理想的关键就在于克念,当然不是提高情商,而是提升道德修养。

  孔子承认人具有食、色等自然性,必须克服贪欲、培养毅力;另外更要用社会道德来约束自然性,即“克己复礼”、改过迁善。为了培养君子,孔子开列出一系列道德条目,如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慈、温、良、恭、俭、让、勇等,其中仁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德目,其他德目都统于仁,是仁德的具体体现。

  由此可见,孔子教育的目标不是落脚于培养凿壁借光、悬梁刺骨、废寝忘等食精神,不是为提高人们情商,而是培养道德完善的人格,建立道德完善的社会,即提高人们的德商。

  四,儒教还有戏吗?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教授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汤因比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也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

  汤因比指出,在过去五百年中,经济技术高速发展,但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问题。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而此时的中国还处在文革浩劫之中,正全力向传统文化开展!

  池田大作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汤因比毫不迟疑地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

  20年后的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享誉全球,并首次提出中国威胁论,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基于汤因比之说。

  参考文献:

  [1]杜任之高树帜.孔子学说精华体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缪榕楠.情商EQ与教师的情绪管理.[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第14卷第1期.

  [3]金池.《论语》新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9.

  [4]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06

  [5]缪榕楠.情商EQ与教师的情绪管理.[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第14卷第1期.

  [6]李健.试论“德商人格”对“儒商人格”的辩证扬弃[J].求索,1997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来林,1992年毕业于南京师大政教系金湖县委党校高级讲师,长期从事地方史研究,在《世纪风采》《钟山风雨》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三十篇,出版专著一部

未标明来源于“历史春秋网”的稿件均为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本文内容影响到您的合法权益(含文章中内容、图片等),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联系邮箱:6465372@qq.com;QQ:6465372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