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的牺牲真相
  • 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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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总政委毛主席、总指挥彭德怀的率领下,从陕北出发,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山西。

  红军东征的时间跨度是1936年的2月底到5月初,转战山西50余县,击溃了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

  同时,东征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为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也许有人会问,东征红军的总指挥为何是彭德怀而不是朱德呢?因为朱德和刘伯承等还在张国焘的红4方面军中,此时还未到陕北。

  东征红军分3路出兵山西。

  1936年2月20日,红1军团(兼“中路总指挥部”)从陕北榆林的绥德县沟口登船,突击强渡,在柳林县三交镇坪上渡口激战渡过黄河,首先登岸。这一路是东征红军的主力,指挥者是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等,东征红军的总部也随着这一路活动。

  与红1军团在同一时间渡河东征的还有红15军团(兼“南路总指挥部”),他们从陕北榆林的清涧县王家河上船,在石楼县贺家凹登岸。这一路,由毛主席和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率领。

  4月1日,红28军(兼“北路总指挥部”)在刘志丹军长、宋任穷(后为开国上将)政委率领下,从陕西神木县沙峁村抢渡黄河,从兴县罗峪口登岸。

  4月2日,刘志丹的部队离开罗峪口北上攻打黑峪口,沿途所向披靡,连获胜利。进至山西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28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三交镇是黄河边的古镇。此前,红1军团(兼“中路总指挥部”)占领了三交镇,周恩来与毛泽民等人展开工作,在这里成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中阳县(1971年之前三交镇曾属中阳县,现属柳林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

  刘志丹率领部队经过激烈战斗,按时到达三交镇附近。4月13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消灭三交镇敌人的命令。

  当时驻守三交镇的,是阎锡山部的208旅的小股部队。208旅的旅长,是陈长捷。陈长捷后来在平津战役中,是傅作义手下的第一干将,任天津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在天津战役中被俘。

  刘志丹的红28军攻打三交镇时,陈长捷的208旅所部抵抗很顽强。

  阎锡山部206旅412团奉命尾随而至,412团团长是章拯宇,下辖3个营,1营营长是徐三铭,2营营长是史泽波,3营营长是武世权。412团的装备不错,配有机枪连与迫击炮连。

  红28军陷入被夹击的境地。4月14日,军长刘志丹冒着枪林弹雨,进至距敌军阵地不足300米处直接指挥,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当年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原晋军71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杨耀芳、原晋军208旅旅长陈长捷以及潘振英等后来回忆,红28军军长刘志丹是被阎锡山部206旅412团的机关枪流弹击中而牺牲的。

  刘志丹军长是东征中牺牲的红军职务最高将领。

  刘志丹生于1903,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他的同学中有战功赫赫的林彪、曾中生、段德昌。他们都进入了中共中央军委1989年与1994年两次公布的36名军事家行列。

  回首那个年代,令人感慨不已。刘志丹的革命历程十分坎坷,多次被降职,但屡仆屡起,愈挫愈奋,历经千难万险,始终保持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贞不渝,是西北革命根据地与西北红军的创始人。

  当时的西北有两支红军,一支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后来改编为了红26军;一支是谢子长、阎红彦领导的陕北红军,后来改编为了红27军。

  陕甘红军与陕北红军,很多人阅读这方面的资料时很容易弄混。

  这两支红军的上级领导还不一样。陕甘红军受陕甘边特委领导,而陕甘边特委受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陕北红军则受陕北特委领导,陕北特委受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又归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

  由于所属的系统不同,很长一段时间内,陕北红军和陕甘红军很不对付,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谢子长的人还缴过刘志丹部属的械。

  谢子长在去世前的不久,才认识到了刘志丹的做法是对的,两人关系好起来了。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周家硷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26、27军及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

  这次会上,对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刘志丹竭力推举谢子长出任。但谢子长坚辞不受,最后他以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决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自己担任了副主席。

  周家硷会议的重要成果,是达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在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上的统一,标志着陕北苏区的正式形成。

  半个月后,即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情恶化而不幸逝世,时年38岁。

  谢子长逝世后,高岗接任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第2号人物。为统一军事指挥,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全权指挥西北地区的所有红军、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此后,红26军、红27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连战连捷,历时近8个月浴血奋战,先后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辖区达到23个县,人口约100万。

  同时,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军事力量空前壮大。

  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谁知,刘志丹等人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就遭遇了肃反,差点丢了性命。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理治到了陕北苏区,同时,上海临时中央局也派遣来了聂洪钧。时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一直认为刘志丹等人身上存在“右倾取消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问题,并多次向上级反映过。

  于是,朱理治、聂洪钧就和郭洪涛搞在了一起。他们一面派人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一面动了肃反的念头。

  肃反是需要有力量保障的,他们不敢保证刘志丹带出来的红26军会支持他们。就在这时,突然出现的一件事完全改变了局面:从鄂豫皖苏区出发长征的红25军来到了陕北。

  红25军领导人初来乍到,不太了解陕北的情况,就听了朱理治、聂洪钧就和郭洪涛的一面之词,表态支持肃反。红25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对之更是积极性很高。

  有了兵强马壮的红25军的支持,陕北肃反就开始了,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惠子俊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并将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

  这些人中有人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主席果断下令,解救了刘志丹等人。

  11月30日,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同一天,中共西北中央局对肃反工作的主要组织领导者戴季英、聂洪钧作出了处分决定。

  当时中央并没有过多追究朱理治等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实际上,因为朱理治的片面汇报,张闻天等人还对朱理治领导陕北苏区肃反予以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苏区中确有右派在破坏。

  正是在这种主观认识下,对于肃反受害者的平反是不彻底的,刘志丹等领导干部的头上仍然戴着“右倾错误”的帽子。

  据此,在对陕甘边及红26军干部重新分配工作时也出现了偏差,多是降职使用。如刘志丹被任命为瓦窑堡警备司令、新成立的红28军军长;高岗被派到内蒙古去指挥仅有10多人的陕北骑兵团;张秀山成了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原红27军第84师师长杨琪被降成了三边独立营营长等。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开始,刘志丹率红28军也在出征之列。刘志丹兼着东征红军“北路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他的这一路,是三路东征红军中出发最晚的,于4月1日才渡河作战。在路过神府(神木、府谷)苏区时,刘志丹遇到了时任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的老战友张秀山,当天晚上他们进行了一番长谈。

  张秀山后来回忆:“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当说到陕北的错误肃反时,我们仍然很激愤。因为直到这时,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志丹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当时在陕北肃反中犯了错误的一些人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10多天后,刘志丹就牺牲在了东征的战场上。

  周恩来后来万分惋惜地说:“志丹同志本来是高级指挥官,没有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冲上去,牺牲了。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

  为了洗刷自己,抱就必死之心而牺牲的,非刘志丹一人。我党早期著名将领蒋先云是这样,国民党军的张自忠上将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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