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1935年“刺汪”案的犹大
  • 张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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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惊天大案

  1935年11月1日9时,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20分钟即草草收场。全体与会代表留影时,蒋介石见秩序不好,未参加摄影。摄影毕,汪精卫等起身准备离场,一名记者突然拔出手枪,向行政院长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汪顿时倒在血泊中,此即震惊中外的“刺汪”大案。

  事前刺客服用了大剂量鸦片,在现场被击中两枪,失血过多,次日晨死亡。

  刺客身上搜出的特别记者证显示,他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蒋介石为洗刷人们对他的怀疑,调动军警宪特等各暴力机构疯狂抓捕,很快侦破此案。

  1962年,原国民党大特务沈醉出版《我所知道的戴笠》,描绘了破案过程:“戴笠连夜进行搜捕,找出一条代孙凤鸣领取大会记者入场证的线索,将当时在中央军校工作的一个司书逮捕。他亲自审讯后,立即带着这个人专车赶往上海,将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饭店住的晨光通讯社编辑主任张裕(玉)华逮捕。中统局也找到了线索,在丹阳县将采访主任贺波(坡)光逮捕。只有社长华克之潜逃……又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酒店将孙凤鸣的妻子捕获。”中央军校司书是谁?沈醉没有明说。此司书真是刺汪的突破口吗?

  谁是此案犹大

  华克之是该案的当事人之一,解放后见过沈醉并讨论过此案,著有回忆录《卅年实录》手稿,后演绎出《华克之传奇》《陈处泰烈士传》《金陵枪声,刺汪英雄孙凤鸣纪事》等书。依照华克之的说法,此案的突破口是谷子丰(亦作谷紫峰、郭子丰),谷被捕后出卖了晨光通讯社全班人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谷子丰是刺汪案的犹大。因华克之是该案当事人之一,其证言似乎很有说服力,其观点被多位作家引用。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先看主要涉案人员的被捕日期:11月5日,贺坡光在丹阳被捕;11月6日,李怀诚父子在上海哈同路被捕;11月16日,谷子丰、张玉华、孙妻崔正瑶等在上海被捕;月底,余立奎等在香港被捕。

  谷子丰不是最早被捕者,而是与张玉华等同日被捕。从时间上看,张玉华、崔正瑶、余立金等有可能是谷子丰出卖的,但贺坡光、李怀诚不可能是他出卖的。早在11月8日,上海两家不起眼的小报纸《新闻夜报》《小晨报》 就刊登了李怀诚、贺坡光被捕的消息,两家报纸还因有通风报信之嫌受到停刊多日的制裁。

  在谷子丰之前被捕的贺坡光、李怀诚有没有人出卖了大家?著名律师俞钟骆是张玉华的律师,参与了此案的审理全过程,他在《刺汪内幕·汪精卫背刺案的审理过程》中指出:“由此可见,以上这些人的行踪的发现和被捕,都是同贺、李被捕以后遭受刑逼的口供有关的。把贺、李这批人同孙凤鸣对比,就突出地显示了孙凤鸣的骨头是挺硬的。”据此可知,谷子丰之前已有人叛变、出卖了大家,是贺坡光,还是李怀诚?

  目前,关于贺坡光出卖晨光社众人的证据不多见,矛头多指向李怀诚。赵云声《民国不太平》称,崔正瑶是送钱给李怀诚时在他家门口被特务发现而被捕的。沈醉女儿沈美娟在《孽海枭雄——戴笠新传》书中云:“行政院发现新线索:晨光通讯社成立不久,曾有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和一个叫项仲霖的人为他们申请过津贴。戴笠抓到这一线索,连夜派人把李怀诚、项仲霖二人抓来,进行审讯。酷刑拷打之下,李项二人只得供出晨光通讯社成员名单,并抓捕了十四人。”

  1936年4月底,《中央日报》登载《刺汪案判决书内容》“李怀诚部分”提及,李在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日”至“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供出孙凤鸣、华克之、张玉华等,并说“则该被告参与行刺计划,供述极为详尽,兹虽辩称仅有阻止劝改之词,并无勉励促成之语,亦系事后饰词狡辩,殊无采信余地” 。

  余立奎也被卷入此案,他在其回忆录中云:“在刺汪案的前两个月,有个无锡人,前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成、浙江人项仲霖,都是王亚樵旧友,且与华克之、张四明相识,到了南京,曾投晨光通讯社暂住。李、项不知办社内幕,面询华说:你们办通讯社,行政院是否给津贴?华答:我们不要。李又说:办通讯社没有津贴怎能长期维持呢?行政院我有熟人,我去替你们联系要求一下。华淡淡地说,最好请你们不要去。但李、项为了帮忙,仍去行政院代为要求,未准。因此在无形中露了马脚。在大批特务无法找到线索时,行政院说李、项曾为晨光通讯社代请津贴。特务即将二人逮捕(在刺汪案发生时,华曾通知二人立即离开南京,但二人认为自已的确与此案无关,迟迟未行)。李、项在酷刑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全部职工的名单及籍贯。”

  证据足以证明,在谷子丰等被捕前,李怀诚、项仲霖已全部招供,警方对此案已了如指掌,谷子丰出卖张玉华、崔正瑶等与否已无关紧要。

  李怀诚如何卷入此案?

  李怀诚是南京钟山中学校长,与华克之、张玉华等同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彼此志同道合,密切交往。晨光通讯社的活动,李怀诚全程参与,作用很大。

  当时,在南京成立通讯社,需要“殷实铺保”“连环铺保”和科长以上在职官员作保,张玉华等无法满足具备上述条件。李怀诚鼎力帮助,才使晨光通讯社申办成功。华克之的《卅年实录》对此事有详细描写:李怀诚自告奋勇,说“这有何难,为什么不早说?我有一个朋友徐忍茹,中山先生的部下,和我是同事,在他未行走中央军校蒋公馆前,与我时有往来。他是蒋介石的老师,‘中央社’的社长肖同兹为了攀援,亦以老师称之。关于我们这个社的立案问题,只消徐老先生与肖同兹一谈,马上万事大吉。”华克之怕此事会牵累李怀诚等,请李慎重考虑,李怀诚引用《诗经》“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以明不计后果的坚决态度。

  “中央社”对此案的报道中说,项仲霖在宪兵司令部供出李怀诚家就是“暗杀机关”通讯处。

  1935年10月28日,李怀诚也参与了张玉华、华克之、孙凤鸣等召开的刺杀蒋介石密谋会,李对此案了如指掌,其子被捕使他被迫招供。

  为啥判断失误

  俞钟骆律师提及,除了李怀诚、项仲霖,还有王仁山、郭惠忠两个被收买的证人。王仁山与崔正瑶同时被捕,随即甘愿被收买,充当揭发、指证别人罪行的重要见证。俞律师不知道郭惠忠是如何被捕的,只知他原是江西某地公安局巡长,准备代替孙凤鸣充当刺客的,“郭被收买后的任务,仅止于出席在南京的法庭上证实张玉华曾邀他替孙行动并曾和张一同带孙去香港受察看的这一段事实,别无其他作用”。

  此案的真正要犯张玉华初审被判处死刑,无辜者余立奎也被判死刑,胡大海、周世平等被判十多年,户主刘书容被判七年徒刑,而项仲霖、李怀诚被判最轻,只有五年徒刑。

  张玉华、华克之都是当时的宝应县人,而谷子丰原是宝应县警备大队长,对原宝应县情况应对较为了解,不是“在中央军校工作的司书”。谷子丰后来失业,流浪到南京,被张玉华招用进入晨光通讯社。假如谷子丰就是“郭惠忠”,出卖了张玉华等,张的家人定难逃魔掌,但张玉华在宝应湖西的亲人皆安然无恙;假如谷子丰第一个招供,他应得到宽大处理,但在判刑前,他已被军统秘密杀掉了。李怀诚、项仲霖对筹办晨光通讯社的设立与正常运转起过重要作用,身为要犯的项、李最终被轻判,也表明二人“配合”了刺汪案的审理。

  华克之是1935年刺汪案中唯一逃脱的主犯,自认为此案设计周翔,实际上破绽极多。在华眼中,李怀诚是谦谦君子、绝对信得过的。他长期东躲西藏,没看到上海两家报纸的相关报道,更没看到报纸登载的法庭审理和判决书,信息掌握不完整,他依据已知的零碎消息进行分析,认为谷子丰是出卖大家的犹大。

  解放后,华克之任内务部副部长,1955年因潘汉年案被审查,更难以对此案进行核实。与华克之、俞钟骆交流过的强剑衷最有机会发现此案的矛盾,但他忽略了此细节问题,故而至今仍普遍流传对该案的错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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