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角村，位于新界大埔区，座落八仙岭山脚，地处船湾海北岸。村内建有一座关帝古庙，估计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庙内立有一块石碑，立于“乾隆五十年孟冬月吉旦”，即1785年重修古庙之时。

中国人向重视教育

　　石碑刻记了当年助修古庙，百多位善信的名讳。这百多位善信分别来自27个姓氏，而他们大多是从事航运相关的工作。在碑文最后位置，更特别刻写了一句：“碑内无名，子孙永远不得在此读书”。(原文详见于《香港碑铭汇编》所录〈重修本庙题助碑〉)据说，当日古庙之旁就是一所村塾，而助修古庙的捐款部分用作营运该校之用，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今日已没法看到该校的遗址了。不过，从捐助信众的数目可见昔日客家人对教育的重视。

　　事实上，中国人向来重视教育。一族之长往往出钱出力，支持族中子弟读书，期望他们能“学而优则仕”，光耀家门。据《新安县志》记载，早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致仕官员邓符(字符协，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进士，曾任广东阳春县令)在锦田村(当时属于东莞县)桂角山下建立“力瀛书院”，距今近千年之久。及至清代，新界学塾已有约50所，主要分布在锦田(邓)、屏山(邓)、厦村(邓)、上水(廖)、大埔(邓)、粉岭(邓)、沙头角等地，而这些村落也正是香港早期移民──“新界五大家族”的聚居地。

天主教回应乡民的教育需求

　　随着英国人登上香港岛，新界的士绅看到了昔日科举教育的尽头，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于是他们渐渐对西式教育产生需求。而那时候有能力而且愿意提供西式教育的，首推天主教传教士。

　　香港教区主教师多敏神父(1861-1924)写给教区的信，就他坦言了对教会办学兴教的看法。(载于夏其龙神父：〈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其中有三个重点：

　　(1)学校创造了一个让传教士与与非教徒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

　　(2)教会让已成为教徒的儿童有机会接受学习，不致成为文盲。而且，也杜绝了已成为教徒的儿童要到外教学校学习的情况。

　　(3)天主教徒占村内人数的少数，因此，教会学校成为了教徒之间相处与交往的地方。这样一来，已入教儿童的信仰将更形坚固。

　　天主教兴办教育固然是出于传教考虑，但同时也是在回应乡民的诉求。村民明白以自身之经济能力，是不可能把子女送到科举场屋。他们只期望子女能读书识字，不至于沦为文盲，故此与传统科举教育截然不同的教会学校，自然成为了他们其中一个选择。而且，教会学校教授的知识都是十分生活化。它们会延请中国垫师教授中文，而传教士则负责外语等科目。这种中西兼容的新式教育正好回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叶德平）

　　原载香港《文汇报》，原标题为《天主教与香港乡村教育》。

作者：叶德平博士，香港资深教育工作者，知名文化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常委，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高级讲师，中文、历史课程学术统筹，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