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先生汪广洋怎也难逃一死好好先生汪广洋怎也难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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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程万军

  洪武十二年岁末,大明中书省乌云密布。胡惟庸犹如头年的猪,随着新年钟声的即将敲响,生命进入倒计时。

  在收官胡惟庸之前,朱元璋做了最后的热身,捏了一个软柿子——右相汪广洋。

  和胡惟庸一样,汪广洋生年不详,但却不是寒门子弟。据《汪氏族谱》考证,汪广洋祖上世代为官,祖上汪华为唐越国公,到了祖父汪冠世这一脉,由安徽老家迁徙到江苏高邮,所以汪广洋就成了江苏高邮人。

  此人小时候很聪明,也有神童美誉,师从元朝名臣余阙,还未下山就已是远近闻名才子。元末,汪广洋考中进士,但还没得到实职,天下就大乱了。

  因为汪广洋在没下山前就已经成名,所以他的出道和前几位丞相不同,不是主动投靠过来的,而是朱元璋慕名请来的。

  朱元璋起初重用汪广洋,是刘备对待诸葛亮的期望值。而此时的汪广洋,还颇有些诸葛亮转世味道。史载他“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跟定朱元璋后,戎马倥偬之时,他常有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其《珠湖隐者篇》则风格豪迈:李白醉暮宫锦袍,倒骑长鲸鞭怒涛。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万象轻鸿毛……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金戈铁马的铿锵韵律,令人顿生敬畏之感。

  洪武元年,即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一年,“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将他派往山东,安抚新归附的民众,“民甚安之”。这表明汪广洋不仅能打仗,而且还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因其突出业绩,“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

  洪武三年(1370),李善长面临病退,汪广洋被朱元璋任为中书左丞,成为丞相首席助理。

  谁知大明建国后,现实残酷起来,此人显出原形。朱元璋方知此人不是诸葛亮,而是白面书生孙乾。汪广洋表面上羽扇纶巾,实质从性情讲却是个纯文人,胆小怕事。为相后一直战战兢兢,凡事不敢做主。

  汪广洋为左丞时,搭档是右丞杨宪。虽然左丞是中书省长官首席助理,但汪广洋这个首席却怕次席杨宪。遇事处处避让,甚至违心依从,但是仍然不能免去杨宪的嫉恨。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罪名是“奉母无状”,说汪广洋对老母不孝。我们知道,明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于刘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广洋对母亲不孝的真凭实据,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汪广洋没有做出有力的辩解,更没有反击。朱元璋严词斥责汪广洋,一拉到底,将其削职为民,放逐还乡。

  汪广洋被贬,杨宪没得意多久,就被胡惟庸联合李善长搞掉,朱元璋处死杨宪后,召回汪广洋。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正月,李善长因病告老回家。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便启用汪广洋,拜为右丞相,主持中书省工作。但汪广洋还是一如既往,谨小慎微,事事请示,对朝政从不主动置词,这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

  汪广洋被驱逐后,精明强干的胡惟庸被朱元璋安插进入中书省,接任右丞相。洪武十年,升左丞相。同年,为改变胡惟庸一人独相的局面,朱元璋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期达到制衡作用。但是汪广洋慑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旧习不改,且变本加厉,迷上了美酒,沉溺诗酒不能自拨,事事调和,随波逐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重要公务“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朱元璋很不满意,曾经多次约谈汪广洋,对其进行警告。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汪广洋总想不变应万变,所以仍然我行我素,始终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在朱元璋征求刘伯温谁是丞相合适人选时,也提到了汪广洋,刘伯温对汪广洋的评价是“器量褊浅,比宪不如”。说汪广洋难成大器,格局还不如杨宪。不是当丞相的料。

  纵观汪广洋的几起几落,其直接的原因是不作为、当好好先生,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致到了窝窝囊囊地步。其实这种好好先生的本质,还是自私胆小,但求自保。汪广洋采取此种“鸵鸟”策略,也是看透了当时的权力格局。当时朝廷中派系分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势力最大,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其次,而汪广洋无党无派,势单力孤,不具备跟其他派系抗衡的实力,只能当缩头乌龟,做逍遥派。

  可见汪广洋虽然胆小,但却很聪明,是个识时务的人。从昔日与朱元璋相谈甚欢,到后来的“无所建白”,从原来的“屡献忠谋”到后来的“浮沉守位”,从早年的文采风流到后来的以诗酒自保,做了丞相的汪广洋仿佛换了个人一般。

  为什么他变了?因为他看出了苗头,朝中风向变了,同事变了,最重要的是皇帝变了。

  当年朱元璋未得天下之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天下雄才尽入自己彀中,希望天下谋略都为己用。那个时候他尚有容人之雅量,因而汪广洋可以毫无顾忌,侃侃而谈,直抒己见。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打天下的皇帝和坐天下的皇帝有着根本的不同。朱元璋成了一言九鼎的天子,尽管他也号称大帝,但是与从谏如流的李世民相比,则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伴君如伴虎”“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以汪广洋的性格,他的选择必然是沉默。以为自己“好歹不开口”,谁也不能将他怎么地。

  事实证明,汪广洋的选择是错误的,不开口这一招对一般暴君或许有效,但对不一般的朱元璋不灵。朱元璋比阎王还难对付,你汪广洋沉默,说明你对我还有所保留,还不是真正的忠心不二;你既然想沉默,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让你永远地沉默!

  史料记载,汪广洋越是想逍遥,朱元璋偏不让他逍遥,反复折腾这个可怜文人。二次拜相不久,汪广洋又再次罢相,时隔不长时间,又“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是监察百官的官。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仅上过惟一一次弹劾他人的奏章。洪武九年,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矛头所向,直指李善长和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祺。他说李善长恃宠而骄,皇帝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还不肯谢罪。

  从这个弹劾看,这个汪御史,实在是太有小聪明了。他对现任宰相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横跋扈的种种行为视而不见,却计较已经因病致仕的前任丞相,而且所言似乎也是鸡毛蒜皮、捧不上台面的事,他这样做,既不得罪当权者,又表示了作为姿态,表明他这个左御史大夫的存在。

  汪广洋倒台事由“占城入贡事件”。

  洪武十二年,说占城国入贡大明,中书省未及时奏闻皇帝,私下就把贡品分了,朱元璋没捞着。得知此事的朱元璋怒不可遏,什么事不让他知道哪行,于是追查责任,胡惟庸装糊涂:不知道啊,礼品这事都归老汪负责。汪广洋有口难辩,被撤职查办。明史记载,朱元璋第三次将汪广洋罢相,先是流放海南,后追加“赐死”。

  占有礼品即使罪状成立,也不应该被赐死,顶多被削职为民罢了。既然如此,朱元璋为什么还要非杀好好先生汪广洋不可呢?

  归其宗由,就是因为他要下盘很大的棋。事实上,汪广洋之死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

  《明史》对汪广洋之死如是评价:“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意思是说,汪广洋希望洁身以求自保,却因没有揭发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但是,我们把视线放远一点,就会看到,这一切都是朱元璋的精心设计安排——废相局必杀技。

  所以汪广洋从任宰相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将来的结局。被杀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被杀的罪名和被杀的时间。

  说白了,在朱元璋废相的全盘计划中,汪广洋只是一个小棋子。汪广洋明哲保身,以为可以什么人都不得罪,却首先得罪了朱元璋。在朱元璋看来,既然你不愿意死心塌地充当我的一枚棋子,那我就只好拿你当弃子处理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书省为相期间,汪广洋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说话也不算数,老实的他一直受到杨宪、胡惟庸的排挤、压制,而最后被稀里糊涂地处以极刑,先胡惟庸而去。

  在处理汪广洋最后时刻,朱元璋还想利用好好先生一把,希望他揭发胡惟庸罪行,为自己下步对胡惟庸下手做污点证人。史料记载,关于胡惟庸种种恶行,“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面对皇帝的“反正”劝诱,汪广洋不为所动,回答不知道,这使得朱元璋大为恼火,认为汪广洋庇友欺君,将汪广洋贬往广南地区。之后朱元璋又想到汪广洋在江西包庇他人,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阴谋,再下诏书派专人赶至太平,将汪广洋赐死。汪广洋是“前脚才受贬,随后又断头,只因皇上疑,临死不知由。”

  耐人寻味的是,汪广洋的身后事,生前自己竟做了妥善安排。

  汪府有一随行护卫武士姓陈,朱元璋赐名宜武。陈宜武一直为汪广洋的贴身护卫,实际身份是检校,这个检校就是朱元璋安插在大臣身边的特务,负责侦察在京中官吏的大小之事。这陈宜武虽然是朱元璋的亲信耳目,监察汪广洋的一举一动,但他却与汪广洋包括其家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汪广洋的极力推荐帮助下,后陈宜武来到登州任知府。仕途乖舛的汪广洋如是安排显露了先见之明,他早已洞察朱元璋的险恶用心,作为“交换条件”暗中托付三个儿子与陈宜武,以避祸于福山县。不久,汪广洋果然出事,隐匿于登州府福山县的汪氏三兄弟,隐姓埋名,得以保全族门。此亦汪家不幸之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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