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全城与洪武赶散
  • 张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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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赶散

  1370年(洪武三年),为惩罚张士诚部,也为了开发利用淮泛区,借口红蝇传播瘟疫,强行把江南人充实淮、盐、扬、凤(阳)等地,开发苏皖地区,史称“红蝇赶散”,也叫“洪武赶散”“红巾赶散”。

  明清《盐城县志》记载:朱元璋登基后不久,为了报复苏、松、嘉、湖、杭等地绅民对张士诚的拥戴,遂以移民垦荒为由,将江南四十万人丁驱赶到苏北。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援引《凌氏家谱》云:“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张)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明史·食货志》云:“太祖时,徙民最多。”中国移民史专家、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等曾在苏北十县等调查,撰写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证明确有“洪武赶散”之事实。据曹树基等推算,明初从江南(苏州及周边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迁往江北之人有四十多万,阊门是移民的遣发站。金湖地区百忍堂张氏宗谱载,始迁祖张伯武“江南苏州府阊门昆山县,民籍,由明初迁秦邮湖西水南江静北村,复移水北闵桥南择居焉”。明明是苏州下辖的昆山县,却被纳入苏州城内的阊门,也证明阊门是遣发站。移民主要居于徐淮盐连扬等里下河地区,多数从事农垦,部分从事煮盐。

  长期研究“洪武赶散”的扬州学者黄继林也认同此说。洪武赶散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达五十年之久。泰州卢、俞、夏三大姓皆是阊门移民,宝应朱刘乔王四大家族,除乔氏外其余三家祖籍都是阊门,高宝湖西也类似。

  金湖县《德兴堂闵氏家谱》详细记载了永乐年间一次流放之旅:始迁祖闵士信等“离开苏州,经江阴西港渡江北上,直到高邮,州府验证后,赶船穿过西湖雪浪,直到湖西水北昌平乡皇陵西村五都二甲廖、李二庄(横桥乡朱桥一队),船进太阳沟头,族众弃舟登陆”。“州府验证”之句证明,明初迁徙之民遭受的是犯人般待遇,不是自由迁徙。

  明初,江淮地区地广人稀,地多无主,洪武赶散时很多家族“插草为标”。与富庶的江南相比,江淮地区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生活困苦不堪,新移民皆希望回到美丽富饶的故乡江南。朱元璋制定严厉的保甲连坐制度和户籍制度,将其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以达控制之目的。

  一信全城

  古今皆有人研究朱元璋为什么如此嫉恨江南人,结论有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是朱元璋对江南人想杀而杀不成,怀恨在心,要折磨他们以泄愤,遂将其驱赶到条件较艰苦的江淮地区。

  朱元璋对苏南人恨之入骨,怎么想杀又没杀成的呢?事情要明末的一信全城说起。

  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城打败元军40万主力,使元朝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各路起义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接着,张士诚向江南发展,占据平江府(即苏州)等地。张士诚求贤若渴,设立礼贤馆,招徕四方文士,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投靠。顾嗣立《元诗选·郑元祐诗序》云,“东南文士多往依之”,郑元祐也进入张士诚幕府,“最为一时耆宿”。张士诚也曾礼请浙东硕儒宋濂、刘基等,他们认为张士诚反复无常、难成气候,不应其请。1360年,刘基宋濂成为朱元璋重要谋士。

  浙东郑逵、郑得父子,原与宋濂、刘基交好,张士诚占据平江府后,郑逵父子前来投靠了郑元祐。金湖县郑氏家谱说,张士诚慕才礼聘郑逵,郑逵未应聘。1366年,朱元璋开始全面进攻张士诚的外围区域,蚕食其领地。郑逵父子见势不妙,举家避居宝应湖西衡阳镇。不久,人称此地为郑家村,今名郑岗。

  郑得来到宝应湖西后,暂时过着世外桃源的日子,他写信给宋濂,汇报自己悠闲生活,其《致宋学士》云:“一畦禾稼一床书,晴捡芸编雨荷锄。却笑农人偏识字,悠然吾自爱吾庐。”

  张士诚占据江南后,轻徭薄赋,关注民生,民众对他极为拥戴,军民一心抗击朱元璋部。1367年,朱元璋对平江府发起总攻,因江南民众极力支持张士诚,朱部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朱元璋发誓攻下后要屠城。

  郑得父子一直关心着苏州亲友乃至全城百姓的生死安危,听说朱元璋要屠城的传闻后,他立即写信给宋濂、刘基,恳请他们设法劝阻这场屠杀。

  宋濂接到郑得来信后苦思冥想,寻得一计:他问朱元璋是想做割据一方的王还是做一统天下的帝,朱思考后答,想称帝,宋濂又说,如果只想做王,就可快意恩仇、不顾民心,想称帝,就应收揽民心,不能屠城。因宋濂的善巧劝阻,苏州百姓得以保全,这就是明初著名的“一信全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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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段史实载入了郑得家族的家谱,后被《嘉靖宝应县志郑得传》收录:“(郑)得与宋(濂)文宪、刘(基)文成善,明太祖欲屠苏州,得致二公书,乃免。”其后历代宝应县志均沿此说。清代宝应学者范士龄在《宝应耆旧传》中也提及此事。

  余恨难平

  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朱元璋发现,江南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感,仍念念不忘张士诚之恩,所以他决定报复江南人,大批量、长时间地将其遣送到苏北、凤阳等地,以开发江淮,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洪武赶散”。朱元璋对留居江南的民众也毫不客气,课以重税,让他们过不上好日子,其报复之心一目了然。

  《明太祖实录》云,吴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军队攻克平江,即置苏州卫指挥使司,“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正德《姑苏志》载:“盖洪武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清代灌南县《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此表明,当时这些被“赶散”者无一出自自愿,而是强制性的,伴以武装押送,并不准擅离。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云:“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胜利者朱元璋能善待投降的元军将士,对头号死敌陈友谅部也宽容,唯独对张士诚及江南人格外刻薄。朱元璋善待蒙古人,是为了招降敌人与稳定统治;善待陈友谅部,因为灭陈是以弱胜强的“幸胜”,有喜无恨;恨张,因为灭张是以强击弱,张却负隅顽抗而让强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令强者恼羞成怒。

  2011年1月,《姑苏晚报》刊发洪武赶散文章,援引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洪武移民事件是长期困扰中国史学界的一桩悬案”。本章所述的史实,或许能为解开这一悬案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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