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辽金直到明朝此地就是景教教堂
十字寺位于房山区周口店地区办事处车场村西北鹿门峪尽头的三盆山。
在十字寺遗址上有有两方石碑很显眼。在1981年文物普查时我也注意到了。但是由于没有读到和金皇陵有关的内容，所以只是当做两块碑刻进行了登记了。但是，在金皇陵范围内出现两块碑刻，在我心头总是冒出来。后经听吴梦麟老师解释，心里才释然。
这两块碑，一为辽应历十年(960)《三盆山崇圣院碑记》亦称《大都崇圣院碑记》，以下简称辽应历碑)。
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先生说过，最早的位于长安的景教寺院曾经叫过：崇圣寺。
当时是唐太宗敕建大秦寺。僧史略下曰：‘大秦末尼，胡神也。官品令，有祆正。火祆教法起大波斯国号苏鲁支，有弟子名玄宾，习师之法居波斯国，大总长如火山后行化于中国。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号波斯寺，俗称崇圣寺。看来长安的这座崇圣寺和景教有着直接关系。那么，十字寺的前身也叫崇圣寺，也应该和景教有关系，甚至可能就是因为尊崇景教而称为崇圣寺。
另一方碑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大元敕赐十字寺碑记》以下简称元至正碑)，碑文记载了十字寺的沿革和历史，是研究十字寺的唯一文字史料。
原来十字寺上的“古刹十字禅林”的石刻匾额，被房山区文物管理所收藏了。
另有的两件景教石刻，作为我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景教遗物，珍藏于南京博物馆内。当时主管文物工作的苏宝敦先生前往南博查看拍照，回来后特意唤我看了照片。后二年，有请南博出面房山出钱，复制了一套回来。放在了云居寺。因为有人认为这两件文物是被一些基督教研究人士称之为“景教徒的最确实和最有价值的遗物”，“景教东渐史上的伟迹”。
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几位外国人的考察才有了此言论。
第一个是民国八年(1919)西方人哈丁首次于十字寺发现两件景教石刻遗物。同年七月，哈丁在《新中国评论上》撰文介绍这两年石刻。同年夏，西方人克利斯托芬·伊文在十字寺中避雨，亦发现这两件石刻，并于九月份在《新中国评论》发表文章。翌年，哈丁再次来十字寺考查，两件石刻已被当地人埋藏起来。后来，在哈丁等人的逼迫下，藏者才不得不将石刻挖出来，供哈丁拓印。哈丁除拓印石刻外还抄录了十字寺碑文。同年，哈丁把这次考查的结果在《新中国评论》发表，进一步介绍十字寺及石刻，并将抄录的碑文附于文中。这件事记录者颇多。
哈丁和克利斯托芬·伊文考察发文之后。有一位北平邮务总管的西方人阿林敦(Arlington，亦译作阿灵顿)。此人早于民国八年(1919)也就是哈丁首次发现十字寺石刻的同年就受《新中国评论》主笔顾临的委托寻找十字寺，阿林敦先后两次前往十字寺，因为地面不干净，在十字寺一带有土匪横行，所以没能来。阿林敦想了个办法，致函房山县邮务局长，请他设法。在房山邮务局长的协助下，阿林敦在民国十一年(1922)来到十字寺。这位房山县邮务局长协同阿林敦将十字寺两件景教石刻及寺中辽应历碑、元至正碑各拓印一份，并将碑文做了一些注释，由阿林敦寄往英国不列颠博物院的摩尔。 这导致了英国人阿·克·穆尔(即不列颠博物院的摩尔)所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都教》(《A.C.Moule：Christian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把十字寺作为重要一笔写入该书，第一次阐述了十字寺作为景教寺院在东方基都教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详实地介绍了十字寺及两件景教石刻。而阿·克·穆尔的主要依据便是阿林敦提供的材料(据阿·克·穆尔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都教》97-99页。)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六日，又有日本人来到十字寺见到寺中的两件景教石刻。
日本人的参与引起了国内的重视，九月十三日，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派该委员会秘书庄尚严、干事王作宾从北平来到十字寺调查。同年十二月，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将寺中的两件景教石刻移运北平，保存陈览，并将石刻拓印分赠各学术机关以供研究。1936年文物南迁时，十字寺景教石刻被运往南京博物馆收藏。
从此，十字寺的名气也大了起来。
许多人就把这几次外国人的考察视为是对十字寺的发现。
但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十字寺石刻横额“玉皇宝诰”下，又有这样一则题记：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口口。正统三年四月廿九日游 到口口口口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徐苹芳、王媛媛都提到这则题记。特别是王媛媛认为题记落款的时间比景教碑发现的时间要早，所以“大明国景教”不可能是受景教碑启发而来的新兴教派，而正统年间西方耶稣会士还没到中国，该“大明国景教”也不可能与之有涉。这样足证，至明朝仍有“景教”寺僧人前往房山“瞻礼”。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房山十字寺曾是景教堂，后来伴随景教的佛化 (依附于佛教)，尽管景教堂已转为佛寺，但景教的流传在该地区仍然不绝如缕，经辽金入元明，一直艰难地维持下来。这种情况，和江上波夫所言内蒙鄂伦苏木(即达尔罕茂明)安联差不多。
二 对两方碑刻的录文和解读
此解读参照了猫耳山的原稿。另有房山95
(一) 东侧辽碑。
陈述的《全辽文》对此碑进行了录入，几经多人对照，与碑刻的实际状况、文字是有出入的。
碑额：
“三盆山崇圣院碑记”。
我细细摸索辨认，所谓的辽碑，原来是明朝复刻的。
碑文：
“大都(名称不对。北京，辽称“南京幽都府”，金称“中都”，元始称“大都”)崇圣院(唐长安大秦寺原名崇圣寺，此为分支?)碑记
朝奉郎(官级，非职务)守司农少卿(副职)范阳郡开国男(爵位五品)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王鸣凤撰
涿州学廪膳生员卢进达书
大觉垂慈，圣人利物。是故发源西国，则优填(阿育王，指古印度)创其始;移教东域，则汉明(帝刘庄)肇其初。导四生(出生四形态：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于宝所(佛地)，运三有(生存三界：欲有或欲界、色有或色界、无色有或无色界)于大乘。巧使现权之教，以救未来蒙迷。时有范阳僧人惠诚，俗姓张，母孙氏，丱岁(幼年)礼惠华寺玉藏主为师。授以天台止观(天台宗、法华宗养身修行，“止”即“定”，“观”即“慧”，“止观”，即“禅定”和“智慧”的合称)，携锡纵游，迳过此处，地名三盆山崇圣院。见其山名水秀，地杰人丰，林树郁茂，果株滋荣，殿宇颓毁，古跡犹存。石幢一座，乃晋唐之兴修，实往代之遗踪。惟见一僧，耆年老迈，病患相仍，叹之不已，嗟之不息。遂乃发心，募化众缘。郡公王希道、张仲钊、萧名远、杨从实等同发诚心，各舍己资，于大辽应历二(952年，壬子)年戊辰(968年，与纪年不符，晚16年)岁三月內兴工。至应历八(958年，戊午)年甲戌(974年，与纪年不符，晚16年)岁八月中秋，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佛，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罗汉)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三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晨昏梵呗，用宣佛化，引导群迷，上祝皇王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今则殿宇一新，金碧灿烂;山门廊庑，俱已充备。厥此真石，永为千古之丛林(佛寺)，万代之不磨者矣。是为记。铭曰：
应历年间重建，多亏众信施财;殿宇金碧交辉，圣容灿烂争鲜。钟声朗朗响山川，鼓韵冬冬霄汉;碑石万劫不磨，英名古代留传。人人瞻礼福无边，鹫峰灵境不换。(铭，通俗、白话，上下不整不韵)。
大辽应历十(960年，庚申。938年，后晋天福三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年丙子(976年，与纪年不符，晚16年)岁四月吉日立碑。住持惠诚，同徒清良、清真、清宝、清实、清江、清彤;徒孙净堂、净受、净铎、净山、净海。檀越芳名：王希道李氏、张仲钊刘氏、萧名远郝氏、杨从实卢氏、李伯通韩氏、刘字栾邵氏、郝少达钱氏、卢进学(书者)崔氏、王古文盛氏、田福通康氏、崔福铭乐氏、史永成高氏。
镌字石匠段得聪”。
碑阴，信息量大，可惜字迹不清。碑额：
“檀越芳名”。
碑文：
“古迹
东晋建武元(司马睿，317年;北方十六国，幽州尚听命于晋，2年后归后汉石勒)年丁丑岁二月上旬，僧人惠静开创，结庐精修。净业□□弥施晨昏，□究于宁康二(司马曜，373年;幽州已归前秦符坚，却用东晋年号)年甲戌岁无疾，忽睹金莲台三圣来迎，异香满室，奄然而逝。
大唐贞观十二(李世民，638)年戊戌岁，僧人义端□住此山，修饰院宇，专意禅□。至显庆五(李治，660)年庚申岁重阳日别众坐脱而化。帝(?)代有僧未显其名，难以具述，照依碑中前文，留书背阴，以为后者矣。
□氏妙福、涿州□景春李玮、北庄村陈良孙氏、东山口李奉李让黄氏杨字名□氏荣惠聪蔡龙蔡虎;柴厂店，冯得□氏、□甫安、宋智刘氏、苏□苏虎赵儿、晋绅晋仓曹氏、僧人荣宝;冯玉、孙满田氏、□惠聪、邓英吴氏、□□名、谷仲学曹氏、西山口黄钦吴氏高腾刘柘杨和金旺;倪忠、张□刘□、王惠友、□福郝氏、□右高氏;陈才、刘英李文、靳惠荣、于恩金、□乐里老人康瑞;冯忠、王儿王铎、徐敬;新庄村李惠增、赵钦、魏惠、金王、善增、姜瑾段氏、张慧清、赵虎王氏、赵禄、王秀王氏;李□、贾宽李聪、马计、陈□、高聪王宗、赵成;冯□、刘宗田汜、董秀;田家店，姜名滕氏、姜宁儿、赵端徐氏、梁家庄常太路氏刘庆蔡氏、陈景昌张氏、庞纪温氏、孙镇周良庞虎仝奉赵氏、王隆;白水村刘宗安氏、张夆吴氏、张甫山王氏;双杨树杨真刘氏黄钊黄甫山胡氏张□良张浩刘氏、马文智;谭大川霍氏、谭大山于氏、赵隆马氏;崔修林□氏、袁得山马氏、杨栾马氏;尹聚良周氏、李德全郑氏、杨春香;□□、刘淮万氏、谭大景、杨栾王□;□□、周□刘氏、周添宝、谭增谭海;于宝、徐月杨氏、周添禄、冯增尹朝;李朋、周江谭氏、弓得林、姜和高祥;□春、李□刘氏、弓惠明、许月李云;□□、赵□□□、□妙会、刘文李栾;许桂、徐氏周□、□妙聪、李千李月;徐英、陈芳崔氏、□惠祥、崔苗吴氏;罗春、崔永李氏、李善成、韩大林;纪贤、崔敬□氏、崔妙宝、刘彦名;□宝、姜山李氏、□妙得、郑得时;付友、周义曹氏、□惠秀、崔惠成;□□、冯才郭熬、崔得山、尹氏;周升、张良曹隆、李大林、孙举;□□、马端谭氏于氏马名;孙村鲍□王氏赵龙王氏、吕山王氏、白云孟氏、袁龙;
京都百户王滋冯氏王宝、指挥殷尚质陈仁高氏、陈义陈信陈住杨虎袁氏、葛氏陈其杨氏;北石村张川黄氏;
大明嘉靖十四(1535)年乙未岁二月吉日重□□。僧人德景同徒住持圆实，同立碑镌字匠张宝”。
上面录自房山95
碑阴芳名，不是一次刻入。
(二) 西侧元碑。
碑额：
“敕赐十字寺碑记”。
碑文：
“大元敕赐十字寺碑记翰林院讲学中奉大夫(从二品)知制诰(有撰作诏敕职责)同修国史经筵(为帝王讲论经史)黄溍(元仁宗延祐二年进士。义乌人，元代 “儒林四杰”之一)撰
翰林院学士资善大夫(正二品)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谕德(教太子以德)李好文(山东东明人，至治元年进士。元中后期著名文人)书
集贤侍讲学士(元代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知名之士，并总管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等事)中奉大夫(元文散官，从二品)兼国子祭酒赵期颐(开封人，官至陕西行台、中奉大夫、中书参议，书法家，尤工於篆，以禹碑周鼓为宗，元代篆书复兴主要人物)篆
盖闻大圣应迹，有感必形，荫覆十方，化周三界(见前碑)。是四生(见前碑)之导首，乃六趣(由业因差别而趣向：地狱趣、饿鬼趣、畜生趣、阿修罗趣、人趣、天趣)之舟航。惠日既明，光清八岳，立功阐化，慈照苍生，敷演一音，各随类解。像教攸兴，其来久矣。有斯利益，是以修崇。都城西百里有馀，地名三盆山崇圣院，实晋唐之遗迹，乃大辽之修营，已经多载，兵火焚荡，僧难居止。见有碑幢二座，时有僧净善，原系大兴县巨族名家，俗姓范，髫年祝发，礼昊天寺禧讲主为师，誓修禅观。时逢夏末，前谒此山，住僧欢迎。话谈良久，天色将曛，临幢独坐，晏然在定，面睹一神，绿服金铠，青巾皂履，赤面长须，历声而言：和尚好住此山，吾当护持。言毕遂隐。复见古幢十字，重重发光，欣然起坐，偶成一偈：特来游此山，定中遇神言;十字发光现，此地大有缘。敬发誓言，愿成精蓝。遂回都城，往谒淮王铁木儿不花(帖木儿不花，1286—1368，忽必烈孙、镇南王脱欢四子。明军攻北京，任监国，死于城破)、赵伯颜不花(可能是契丹俘虏，为元顺帝所阉，官至枢密院使。《房山33》谷积山灵鹫禅寺元碑有高丽宦官高龙普。可见元代宦官地位之高)、承相庆童(勋臣子孙，后任中书左丞相，辅佐帖木儿不花守大都。京城破，一同被杀)等，备言定中现神发光、应验古刹事迹。共言罕有,各捐己赀，于大元至正十八(1358)年戊戌岁八月内，陆续营办木植、砖瓦、灰石等件。至正二十三(1363)年癸卯岁，起立大殿五间，中塑三净身佛、十八罗汉，壁绘二十诸天四王。殿宇东西伽蓝祖师二堂，钟鼓二楼，两楹僧舍、庖厨，山门中立石碑一统。圣事已完，淮王铁木儿不花等，奏请圣恩，敕赐十字寺。慈云遍覆于大千，法雨均霑，诸品汇不尽功德，专为上祝皇王寿延万岁，祈宫掖千载安康，四夷拱手归降，八方黎庶乐业，永为万代龟鉴者矣。
大元至正二十五(1365)年乙巳岁正月吉日立碑。住持净善，同徒文惠、文迪、文聪、文胜，徒孙从湛、从晓、从敏、从献、从受、从明。
大功德主淮王铁木儿不花，赵伯颜不花，承相庆童，察汗铁木儿不花，哈喇不花，脱脱不花，观音奴不花，普贤奴不花。耿通张氏，魏信陶氏、信良乐氏、苏成蓝氏、郭通梅氏、张宽李氏。
邻山近处檀越芳名：信士王廷美梁氏、姜钊闫氏、庞俊高氏、霍成赵氏、朱环巩氏、高[衤受 ]乔氏。
大功德主锦衣卫指挥高荣(穿越到明代)太夫人左氏，男高儒夫人张氏。 镌字石匠宁永福”。
碑阴，反映该碑同样明代重刻。碑额：
“万古流芳”。
碑文：
“夫此碑者，经代深远，雨霖日曝风吹，字画模糊，难以辨认。是以抄写前文，磨洗镌□□□□观视以为明鉴者矣。
柴厂店功德主刘喜孟氏同男刘学徐氏刘文冯氏刘夆李氏刘来尹氏刘□□□□孙男刘相申氏刘栋刘梁刘森刘林刘杰刘彬刘棋刘极刘樋刘棁;坟山村善人申广霍氏同男申龙张氏申虎杨氏、吕福王氏;沈庆李氏沈栾沈奉、冯表马文、马骢张隆、陈升张氏、陈良;尚忠霍英李英季氏、张英尚氏、季能杨氏、马山刘氏、孟住;刘彦文尚氏、王庆、周宝沈氏、李栾李瑾、马玉杨氏何大川;霍景安马氏、赵栾、徐英徐和、赵雨黄氏、马刚马和、沈会尚氏;陈惠秀、甄惠荣、徐仲良李贤、张淮田雨、王学华仓、沈景隆、赵氏;李善会、张妙善、徐栾张氏、李秀李文、杨俊华氏，土桥头村李聪谷氏、李虎韩氏;房山县致政，孙甫通詹刚许氏、北未家庄陈实俟氏、张奉陈氏;郑安刘锐乡耆朱淮宝詹铎、贾秀杨氏;路璋，李明、陈政杨栾鲁臣、南朱家庄张洪王堂高堂陈氏;郑章、郭洪张真、高文达张氏王锐连氏;儒学生员：监生李文学，房山县姚刚贺氏姚臣姚□陈惠云冯玉冯春女邵惠果;刘桥史书陈瑞、刘相、陈大用、陈金莲朱惠莲杨茂马堂王氏□金常经于氏马惠荣王玉莲;马瑁郑官王绶义官刘桓;坨头村史玉史政史颙、永康府家人：张仁潘氏、男张文用□□;张义李氏、男张文秀;阴阳官史昂;顾册营张宁、良乡县孟文通蔡氏;饶乐府奇景兰、医官齐大用，刘隆刘云、沙峪店沈明芮氏、李奉沈氏、李英马氏、李氏孙祥、沈悟受;周口店杨信刘堂高奉高栾、许景阳;北方村王铎韩氏、杨氏、王□□善;南方村吴鸾、吴鹏、吴鹤;歇息岗豆忠冯氏陈栾王氏陈彪、蒋奉赵氏蒋住;尚景海赵氏尚经马氏、豆英乔氏豆山王氏豆林李氏豆树;吕现段氏吕斌刘氏悟性;宁□□氏宁宝梁氏。
大明嘉靖十四(1535)年乙未岁二月吉日重立碑，僧人德景同徒住持圆□、□□、圆茂、圆朗;圆□、□□、圆玺、圆观;首座□□、□□、圆安、圆成;徒孙悟琪、悟学、悟时、悟春、悟□、悟秀、悟进、悟□、悟逊、悟祥、悟存;诸山僧名：真太、善玉、添喜、觉宣、觉栾、庭会、正亮、正铎、正□;助缘德仪。同立碑镌字匠张宝，搭采匠黄元”。
由此碑文可知：
1、十字寺源自东晋初年，惠静开创;之后唐有义端、辽有惠诚、元有净善等僧人重兴，元代还得到“敕赐”“十字”。
2、十字寺现存辽碑、元碑，已不是辽、元原刻。明代，由于经代深远，雨霖日曝，难以辨认。明代嘉靖十四(1535)年，抄写前文，磨洗重刻。
3、明代的十字寺，影响力已不如前。没有高官贵人扶助，不但重刻碑文书法水平有限，而且一定程度丢失、改动了原有文字。王德恒认为，仍然有景教人士前来瞻仰朝拜。
4、“房山13”提过的景教十字物证，还认为这里曾有过十字古幢。也许已毁，也许就埋在地下某处吧。
5、碑阴除檀越芳名外，更反映了附近房山的村名，许多仍在沿用。
三 三盆山崇圣院——和景教有关的寺院名称
“辽应历碑”，是明代重刻的，应该是重刻时是根据所存的已经残破碎裂的“辽碑”进行的，有所据。
看来十字寺创建于东晋建武元年(317)二月，开山鼻祖是僧人慧净，此僧于太康二年(374)无疾而终。
唐贞观十二年(638)，僧人义端路过此地，将院宇修饰一番，并留下来做了主持，咸亨五年(674)重阳日，义端坐化而去。但此时给人的印象还是佛寺。
到了辽代，当时的十字寺名为三盆山“崇圣院”。辽应历碑详细记载了辽人于应历二年(952)至应历八年(958)重修三盆山崇圣院的史实。
由崇圣院之名，看出景教的色彩。
从上面元至正碑，我们看到净善前来拜谒三盆山崇圣院，见寺院经“兵火焚荡，僧难居止，”遂起重修之愿，回都城[大都即北京)后，净善游说当朝权贵淮王铁木儿不花、赵伯彦不花、丞相庆童等人，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元至正碑最重要的是记述了一个故事：
净善初谒崇始院时，受到住持僧的欢迎，话谈良久，天色将曛，净善临幢独坐，面睹一神，绿服金铠，青巾皂履，赤面长须，厉声而言：“和尚好住此山，吾当护持!”言罢隐去。后见石幢十字重重发光，欣然起坐，偶成一偈：“特来游此山，定中遇神仙。十字发光现，此地有大缘。”
也就是说他做的这个梦，和金太宗所做的梦几乎是一样的，都是景教之神显灵。
净善回都城后，向淮王铁木儿不花等人讲此故事，众人果然“共言罕有，各捐已资。”
在铁木儿、赵伯彦、庆童等人的资助支持下，崇圣院的修复工程于至正十八年(1358)八月开始，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结束，“起立大殿五间，中塑三净身佛十八罗汉，壁绘二十诸天四王殿宇。东西伽蓝祖师二堂，钟鼓二楼，两楹僧舍，庖厨山门……”。
净善还是按佛寺修的崇圣院，但是元顺帝直接给了十字寺的名称，也就是说元顺帝是知道这里曾经是景教教堂的。
明代，按陈述、王媛媛等人考证，有的景教徒还是到这座十字寺来朝拜。
清代至民国，十字寺香火不息，但是似乎没有景教徒的身影。在民国初年，十字寺的禅房庙宇及地产，被住持僧龙海卖予乡民张云甫，张氏改为山庄。我一直奇怪，主持怎么会有权利出售。但据1931年12月的《燕京学报》10期所载的《房山县十字石刻》确有此事。
按说十字寺成为俗家私产，应该光大才是。我在1981年文物普查的时候，在当地采访过，老人们说，那一带土肌民贫，解放前就荒芜了。
2006年，经国家级组织机构评审，北京市文物局请示北京市政府，公示十字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竖立标识。
但是许多人对这一片荒芜之地如何成为这么高级别的文保单位，而且是基督教唯一的文保单位，有些不解，有些怅惘。
直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竖立起来，这个疑问得到了一些解决。
四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吕秀岩(传说中的吕洞宾)书刻，于唐建中二年(781年)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唐后期被埋入地下，明天启年间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景教教义、礼仪，以及唐代前中期来自大秦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在华传播景教的重要史实，碑身正面碑文一千八百余字，除汉字外，首末两行刻有古叙利亚文;碑脚及左右碑侧另有古叙利亚文杂以汉文，合共刻七十多位景教僧名字及职称。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驰名中外的楷书碑石，保存完好，字迹清晰，书法秀丽，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景教历史及其在中国唐代传播的情况以及中国古代与叙利亚、伊朗等地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此碑被复制，立在了十字寺遗址。
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来至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准其传教，并为其建寺;至建中二年(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之时，景教已在中国活动了近150年。
唐建中二年正月初七(781年2月4日，星期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长安大秦寺落成。
唐会昌五年(84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六十余年后，武宗灭佛，殃及景教，此碑被教徒埋入地下，而景教亦自此沉寂。
明天启三年(1623年，一说天启五年〔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沉睡地下近八百年后，方在西安西郊(一说周至县)偶然出土，出土后就近移入金胜寺(唐代称崇圣寺)。当时耶稣会士极重视此一发现，并将碑文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置金胜寺，金胜寺原名也为“崇圣院”，在寺中近三百年，遇清末回乱，正殿及碑亭毁于战火，而碑石幸存，其后暴露旷野多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麦记者何乐模(Frits V. Holm)密谋盗碑，贿寺中老僧雇石匠，以同样石料同样尺寸重新刻制一碑，图以复制碑偷龙转凤，换出原碑暗中运往伦敦。安排搬运之际，消息走漏，政府及时制止，保住原碑;交涉后只允许其运走两吨重之复制碑(复制碑其后辗转运往纽约，最后为教徒购赠梵蒂冈)。陕西巡抚曹鸿勋随即将原碑移置西安城内碑林护藏，以绝其觊觎。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几度遭逢劫难，幸保无损，弥足珍视，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笔者有幸看见了实物。
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中为碑身，上有盘龙浮雕之碑额，下有龟座。碑质为黑色石灰岩，顶呈半圆状，上部较尖。
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高279厘米、宽99厘米，除刻有1780个汉字碑文外，在碑文下方和左右碑侧，还刻有许多叙利亚文。碑头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这是中国古代器物上常见的装饰，名为“螭”，左右配上了盛开的百合花，碑名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
景教碑记载着唐代前中期来自叙利亚的聂斯托利教派传教士在华传播基督教的史实，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碑”。
此碑在历史上曾经度过了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甚至艰难曲折的岁月，直到1907年丹麦探险家荷尔姆来到西安企图把景教碑运往西方，并仿刻它之后，景教碑才声名鹊起，享誉世界。
我们对唐朝直至唐以前的景教研究全是来自此碑文。记载，景教是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传入西安，由唐太宗派高级官员携仪仗队去郊外“宾迎入内”，给予礼遇和支持，让阿罗本在宫殿中译经，在内廷中布道，并下诏准许他在京畿建造大秦寺。
景教先后受到过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皇帝的青睐、支持，在唐代前中期的传播已蔚为兴盛，按照景教碑不无夸张的说法，已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称，它是景教在大唐疆域内200多年日渐兴旺的记录者。但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会昌法难)，唐武宗下诏灭佛，祸及景教，大量景教僧侣被迫还俗或被驱逐出境。遭此打击之后，景教一蹶不振，并渐渐销声匿迹。
大概也正是在此期间，景教徒为了保存景教旧物，以图东山再起，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这一埋就过去了700余年的时间，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了。
直至明天启五年(1625年)，还有一种说法是天启三年(1623年，多数材料选用这个年份)，几位西安府工匠在盖房屋发掘地基时，才从地下挖出了正面朝下、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景教碑。由于发现石碑上镌刻着从未见过的奇怪文字，工匠们迅即报告官府，地方官员遂将景教碑移置于西安城西郊的金胜寺(亦称崇仁寺、崇圣寺，约今西安丰镐东路空军某部院内)中，与其他几通该寺的维修记事碑并肩而立。发现景教碑的消息传开后，凤翔府举人张赓虞认为碑文与天主教有关，于是将拓片送交明末著名学者、天主教徒李之藻鉴定，被确认为珍贵的中国古代天主教历史文献。这对于明末清初热衷于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和“上帝”等字眼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说，景教碑的重见天日，无疑是个绝好的消息。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在中国典籍中找到天主之教在中国古已有之的佐证，而且现在有了确确凿凿的物证。
对于景教碑的出土地点，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出自西安城附近，一说出自周至县终南山麓唐大秦寺所在地。虽然景教碑出土地点的争议尚难骤下结论，但是景教碑在出土后不久即被移置西安城西郊规模浩大的金胜寺却是不争的事实。从1625年起，就陆续有西方传教士和游历者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前往西安金胜寺察看景教碑，虽然人数寥寥，但却向西方世界传递了景教碑状况的第一手信息。
明清之际，景教碑还一度被镶嵌在金胜寺砖龛中加以保护。1859年前后还曾建有碑亭。但至清代同治年间，由于社会动荡，金胜寺被付之一炬，景教碑也就随之暴露在田野之中，与城郊的大量散见碑刻一样无人顾及，任其经风沐雨。
但到了1907年时，丹麦探险家荷尔姆从欧洲来到西安，企图将景教碑运往西方，在一系列的历险活动后，景教碑不再默默无闻，并广为世人所知。
五 保护景教碑
此时英国学者巴鲁复、拉库伯雷等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1886年，来华传教士史蒂文森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亦在《泰晤士报》撰文宣称：“闻名世界之景教碑，时至今日，任凭自然破坏、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此碑弃置暴露于荒野，实乃十九世纪一大耻辱。衷心希望我当局派有能力之人，游说北京官僚，力求使之同意将此贵重景教碑转交大英博物馆，期得妥善保护。若此计划难以实施，务请北京外交使团诸君努力，劝求中国官员至少建一碑亭，使之保护景教碑。若不采取适当办法，如此贵重之景教碑，恐早晚会荡然无存”。
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和在华传教士也纷纷呼吁、敦促清政府尽快切实可行地对景教碑加以保护。1891年，清廷拨款100两白银命陕西官府为景教碑建造碑亭，但由于在层层拨付交接的过程中，官吏吸榨盘剥，以至于这笔经费送至西安时，仅余5两。用5两白银建造的碑亭只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建筑，没用多久就塌毁无存了，景教碑又重新落得风吹雨淋的窘状。
为此，丹麦探险家荷尔姆1907年不远万里来到西安觊觎景教碑。
荷尔姆(Frits von Holm)于1881年6月23日出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其父曾任丹麦驻外总领事;荷尔姆在幼年时期还曾得到过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八世的关注。他1895-1900年加入丹麦皇家海军，接受作为海军军官的训练。1901年荷尔姆来到远东地区，在上海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同时担任英国《伦敦论坛报》和丹麦报刊的特约驻华通讯记者。在华期间，他不仅在长江流域进行过广泛游历，而且当时就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并通晓汉语而成为丹麦皇室认可的译员。
1905-1906年荷尔姆在英国担任记者期间，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潜心研读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为获取景教碑做着积极的前期准备。1907年1月12日晚，荷尔姆在伦敦女王大厅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威尔士王子以及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一起听取了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登山家阿布鲁兹公爵发表的题为《尼罗河之源》的演讲，这次演讲也触动他尽快起程前往中国西北内陆的西安，要将“景教碑”运到国外的活动。何乐模从大英博物馆等机构没有得到资金，为此他不惜变卖家产。
他乘船途经家乡哥本哈根，从亲友处又筹措了一部分经费。随后乘坐往返于北欧至美国的皇家邮轮“赫林格·奥拉夫号”横渡大西洋，2月20日抵达纽约。
在纽约，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达文波特·惠尔普利帮助何乐模又获得了一部分资金支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珀登·克拉克爵士对于何乐模获取景教碑的计划怀有浓厚兴趣，两人也详细讨论了实施计划的细节。
1907年3月12日，何乐模由此搭乘“印度皇后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抵达日本横滨港，由此乘火车前往神户，再换乘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芝罘号”邮轮，经长崎，在绕行了大半个地球后，于4月10日抵达天津。
此时，他才正式称“何乐模”。北京的清廷外务部颁发给他的护照与其个人使用的名帖上均标有中文姓名“何乐模”。根据他在1909年《帕特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记述，这一名字是由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他的英文姓氏雅化后所取，意指“何等悠乐之楷模”，令他大为满意。
何乐模经人介绍雇用了一名祖籍宁波的翻译方贤昌，此人曾供职于京奉铁路，会讲英语和法语;另外还雇了一名略通德语的仆从马四。
何乐模从1907年6月3日进入西安城，依照惯例接受陕西省洋务局等机构查验护照，并向陕西巡抚曹鸿勋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递交名帖，登门拜会，但始终没有透露此行的真实目的，扮做普通西方记者(名帖上标明为“大丹国文士”)四处游览。暗中了解获取景教碑碑的可行性。
在与当时西安城的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何乐模向他们隐约透露出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一通精准的仿刻碑的计划，但这些西方人实际上对他的计划并不支持，甚至有反对的声音。这是由于天主教会也曾有将景教碑运往罗马的计划，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出于景教碑碑文与基督教相关，认为新教教会对该碑至少应有部分的所有权，对何乐模以私人身份获取原碑的目的有所诟病。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骑马出城，首次前往金胜寺实地考察了景教碑。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与金胜寺住持、74岁的玉秀和尚建立了联系，先后向玉秀赠送丝绸、放大镜等小礼物。他虽然提出过把景教碑原碑搬走的要求，但玉秀坚持认为景教碑属于金胜寺和他个人，从来没有与何乐模签订坊间传言甚广的所谓“秘密契约”出卖景教碑。
即使用3000两银子买通了住持，要想从位于西安前往咸阳、户县的两条东西大道旁边的金胜寺运走2吨重的石碑，而不被官府和民众发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说，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处于陕西洋务局官员的视线之内。
于是他采取第二种方案，仿刻一通一模一样的景教碑运往西方。何乐模与一位西安石匠签订了仿刻景教碑的“协议”，费用为150两银子(约100美元)。他于6月29日离开了西安。
但他的方姓翻译，向官府报告了何乐模的各种计划，而有着确凿史料记载的是，他向自己的哥哥、天津的大收藏家、丹青高手方药雨(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药雨)透露了何乐模仿刻景教碑、觊觎景教碑的消息。
方药雨感觉事关重大，旋即告知在清廷学部任职的好友、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振玉当即向学部汇报此事，请求尽快通报陕西巡抚、提学使等采取预防措施。这也正是后来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原碑移置碑林的缘起之一。此事在罗振玉所著《雪堂类稿》《集蓼编》《五十日梦痕录》中均有所记述。
何乐模在汉口接到西安传来仿刻碑即将雕凿完工的消息后，于8月17日夜乘坐京汉铁路火车离开汉口，经郑州前往开封，比较封犹太教石碑与西安景教碑的一些特点。
1907年9月17日，何乐模在金胜寺见到了雕凿精美细致的仿刻景教碑。
他采用原碑照片、拓本与仿刻碑一一对照，并要求刻工进行了补刻，使得仿刻碑与原碑在文字、图案乃至碑面凹凸之处都一模一样。19日他前往陕西洋务局，邀请该局官员和长安知县等人当天下午前往金胜寺察看仿刻碑。
地方官员在金胜寺对仿刻碑大加赞赏的同时，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派两名兵勇日夜守护景教碑，以免被人“偷梁换柱”。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碑林。
何乐模在北京为将仿刻碑运出中国多方奔走。由于俄国驻京公使的介入，此后仿刻碑运送速度得以加快。
1901~1904年间何乐模在上海居住过长达两年半的时间。1908年2月29日，何乐模押运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轮“肯尼贝克号”离开上海。于5月23日抵达波士顿，受到了包括哈佛大学研究生、报刊记者在内的不少民众欢迎。6月3日抵达纽约。
按照何乐模在1917年的估算，他前后为获取仿刻碑筹募投入的经费约为21800美元左右，但却无法收回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何乐模只得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签订协议，同意将仿刻景教碑作为“借展品”陈列在该馆，每周5天免费参观，其余2天也仅收0.25美元门票。从1908年直至1916年，持续了8年之久。在此期间，何乐模一方面为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工作，利用其在东亚的经历和获得的知识，协助整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藏品，并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另一方面，何乐模接受欧美各国大学、博物馆、文博机构乃至私人的邀请，频频发表自己在中国获取仿刻景教碑“历险”过程的演讲。
1916年，纽约一位富有的天主教徒乔治·利里夫人出资约7000美元(还不及何乐模为获取仿刻碑投入经费的三分之一)购买了仿刻碑，捐赠给教廷下属的罗马拉特兰博物馆。10月21日，何乐模乘船从纽约出发，亲自押运仿刻碑前往意大利。11月26日抵达罗马。
何乐模在罗马会见了多位博物馆长、中国和美国驻罗马公使等人，使得他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事迹在欧洲广为传播，影响极大。
就是这件仿刻让景教碑扬名世界。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何乐模1919年10月9日在纽约与美国银行票据公司董事长的独生女儿玛格丽特结婚。同年出任古巴红十字会驻美国的特派员和总代表。1923年6月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希尔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一说为文学博士学位)，以作为对他中国探险成就的褒奖。1930年3月9日，何乐模因罹患肺炎在纽约的一家旅馆去世，享年49岁。按照他的遗愿，其骨灰被抛撒在大西洋中。
我写了这么多文字，就是为了证明，大清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珍贵!仅仅一件仿刻，就影响了全世界。目前原件不许出国展览，除非特殊情况下不许复制。但是国家文物局却把它复制了，并安在我们的十字寺，仅从这一点就看到十字寺这个遗址该有多么重要。
关于十字寺还有许多说的，网络、百度都差不多查得到，我就不多说了。
(全书完)
2002年6月3日第三次修订
| 原文载自《大房山下金皇陵》一书，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王德恒，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历史春秋网常务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