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思文探寻记录下的历史足迹
自古以来,凡是叫“寺”的地方都是出家人修行的圣地,几年前我与帝王带朋友去房山金皇陵参观,帝王说不远处就是十字寺了,我说,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呗,顺便我也上一炷香。帝王说:你要上香可找错地方了,一会儿到那里你就知道了。
说说“帝王”这个称呼,也就是绰号。
帝王,就是王德恒,我男人。他从《北京的皇陵与王坟》(1990年)开始,先后写了《明清帝王与皇陵文化》、《大唐帝王与皇陵文化》、《解读中国皇陵密码》,平日里更愿意谈论帝王轶事,虽岁夜半而全然不倦,还想组建个“中国帝王文化研究会”,所以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就是“帝王”了。以后他说让我要去掉。
想象中的十字寺红墙绿瓦,晨钟暮鼓,香烟缭绕,禅律颂经之声回荡在寺院周围,大殿上跪拜着修炼的和尚……
走啊!想啥呢。前面就是了。
帝王把我从沉思中拽回到现实,于是,我们几人一行跟着帝王从金皇陵向十字寺走去,没走多一会儿,便有一铁索吊桥,桥下并没有水,我恐高,走在荡悠悠的吊桥上直发晕。
过了吊桥,便是十字寺遗址。
这就是十字寺遗址?
我愣住了,真是毁三观啊!连寺院的影子都没了,这也真没有上香的地方啊。
遗址已经荒颓的不成样子,萧瑟中透视着古朴与深远的味道。不远处的残垣断壁,土坯与石头垒砌的围墙,空气中,都弥散着沧桑的气味,这就是我要见的十字寺遗址。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的三盆山缓坡一块平地上。
帝王说:十字寺遗址是景教遗址,在中国,既有建筑遗址又有碑刻的景教遗址仅此一处。也是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说,停!你说这是一处景教遗址?
帝王说道:没错。佛教在西汉末年的哀帝元寿元年传入中国。在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的四、五百年间,佛教寺院建的比较多,就连现在北京地区潭柘寺、红螺寺、资福寺、及崇圣院都是那个时期所建。
于是,我有想起了“鸟”,遇见有关文物考古的事,我总要提起“鸟”。我说的鸟,就是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他几乎一生都在中国进行考古活动。
以下是帝王(我家王德恒)的回答:
原来鸟居龙藏真的在考古中对辽金景教有所发现。而且徐平芳等人认为,关于辽代景教的流传,仍有其它一些石刻资料可以作为鸟居龙藏发现的佐证。徐先生就认为北京房山十字寺旧址内发现的一块辽应历十年(960)的碑,碑额题为《三盆 山崇圣院碑记》,就能寻到景教的踪迹。
辽史大家陈述指出,“唐长安大秦寺原名崇圣寺,此以崇圣名寺,又镌'十'字于碑额,可供探考线索”。
陈述所说的对景教的“探考线索",应该是指探考景教在辽代或辽以前流传的线索。实际考察中,金代景教也显出了诸多面貌。
而另一辽史大家陈垣,根据房山十字寺内的石刻十字架以及其上的叙利亚文字(意为“仰望此,依靠在此”),认为该寺“当时亦一景教的礼拜堂也”。
“仰望他,寄希望与他。”
王德恒认为译为更准确。此句叙利亚文铭文,就是景教教会公式用语的句子。
这座十字寺,至元代重修,并且顺帝赐寺名为“十字寺”,另立《敕赐十字寺 碑记》,显然该寺与景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徐苹芳认为这是“两块也里可温十字架石 刻”。
也里可温是元代对景教的称呼。
而在十字寺石刻横额“玉皇宝诰”下,又有这样一则题记: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口口。正统三年四月廿九日游 到口口口口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徐苹芳、王媛媛都提到这则题记。王媛媛认为题记落款的时间比景教碑发现的时间要早,所以“大明国景教”不可能是受景教碑启发而来的新兴教派,而正统年间西方耶稣会士还没到中国,该“大明国景教”也不可能与之有涉。这样足证,至明朝仍有“景教”寺僧人 前往房山“瞻礼”,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房山十字寺曾是景教堂,后来伴随景教的佛化 (依附于佛教),尽管景教堂已转为佛寺,但景教的流传在该地区仍然不绝如缕,经辽入元 明,一直艰难地维持下来。这种情况,和江上波夫所言内蒙鄂伦苏木(即达尔罕茂明)安联差不多。
二 景教不是基督教
景教来源于大秦,大秦在古迹中又记为“临安息”“称拂林”。它位于波斯的西北四千里之所在。
波斯与中国的往来十分密切。波斯的部分地盘,属大唐的安西都护府管辖,其军队属朝廷调遣;波斯王国最后的国王、贵族均归顺大唐,大多老死于中国;其后裔,不少人在唐朝廷为官。
按照现今通行的世界史的说法,阿拉伯帝国的军队,是首先打败东罗马,占领了隶属于东罗马帝国的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地区之后,才进入两河流域,夺取波斯帝国的底盘的。
《后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英闻之乃止。……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
汉和帝永元九年,即97年,中国的官员班超派遣使臣甘英,来到了安息,要求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来到了“临西海”的“安息西界”条支。甘英打算在这里度海,前往大秦。因为国籍属于安息的船夫的“海水广大”之类的一段话,甘英就此作罢。
从罽宾一直往南走,汉书》:“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然后,沿着海边,朝着西南方向,骑着马一直往西走一百多天,抵达安息的属国条支国都城。
条支国都城在地中海边。据《汉书》:“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可知,这个“西海”,绝非波斯湾或者红海,而是地中海。
从条支国都城出发,骑着马,朝东北方向,走六十多天,抵达安息国首都和椟城。
从条支乘船,可以去大秦。
由此可知,条支国都城,可能在当今以色列一带,甚至以色列以南的一个海滨城市。而大秦,则在此以南的地方。
再看裴松之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与《后汉书》所载在时间上最为接近的信息:
“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泽散王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
大秦的首都,在当今的埃及一带。
显然,这个“大秦”,与西方“世界史”中的托勒密王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毫不相干,也就是和基督教没关系。
在《魏略·西戎传》中大秦是西域最大的国家:
“自葱领西,此国最大,置诸小王甚多。”
在中国史书中,大秦一直是西域中的大国。
《北史·大秦传》: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
《太平寰宇记·大秦国》:
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
《魏书·大秦传》: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朱鬛、明珠、夜光璧。
“大秦寺僧景净书”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描述大秦国疆域的四至时说:
“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是十分重要的信息。
“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载铁网,令水工没,先入视之,可下网乃下。”
《新唐书·大秦传》有同类记载:
“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赤,枝格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敢即腐。”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即完全隶属于大秦、多珊瑚的那个海,显然就是《魏略·西戎传》中的“大秦海”:
“大秦海,西东各有一山,皆南北行。”
“大秦海”的东西两岸,各有一座南北向的山。
海里多珊瑚,再结合这一重要信息,毫无疑问,“大秦海”、“珊瑚洲”、“ 珊瑚之海”,实属同一个海,就是当今的红海。
我们只要锁定了“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就可以将且兰、汜复定位于西奈半岛北部地区。
大秦与安息两国的交界处(于罗、斯罗二城),大致在今以色列南部地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北极众宝之山”,指的这里。
《旧唐书·西戎传》:
“拂菻国,一名大秦,……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
大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绝不可能是东罗马,这在大秦的动物种类上,也有足够的证据。
《后汉书》: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新唐书·拂菻传》:
开元七年,因吐火罗大酋献师子、羚羊。
《太平寰宇记·大秦国》:
(大秦)地多狮子……
按照现行的“东罗马史”,7世纪后,东罗马便失去了对西亚北非的统治权,那么,开元七年(719年)以后,东罗马不可能拥有的象牙、狮子、羚羊等等动物。
由此证明,与中国、印度、安息往来的大秦,就是这个阿克苏姆王国。
因为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地区,也是大秦的疆域,大秦一直与安息、印度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而贸易是通过海上完成的。在航海水平较低、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时代,大秦通过波斯湾,首先与安息进行海上贸易。
《后汉书·西域传》:
“(大秦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巿于海中,利有十倍。”
《晋书·四夷传》:
“(大秦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安息、天竺人与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
《魏略·西戎传》: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经过持续努力,大秦掌握了联通中国的两条海道:从印度洋经水路,分别抵达交趾、云南,生意做到了四川地区。
三 或许,大秦人原本就是中国人
在中国文献中,一再记载着大秦人、大秦文化中,蕴藏着浓厚的中国元素。
《后汉书·西域传》: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魏略·西戎传》:
“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於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俗能胡书。”
《晋书·四夷传》:
“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
由此可知:
1、大秦人身材、长相,与中国人差不多,所以称之为大秦。但是穿戴不同。
2、大秦人自称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一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秦景教徒宣称,景教乃“老子化胡”的结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
意思是:东周时,因为朝政紊乱人心不古,老子西去化胡。如今大唐承继并光大道教,我景教回归故里。
对于景教教义与道家的一致性,唐太宗贞观十二年诏书也予以充分肯定:
“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特别是景教的十字架,其中有万字符。
有门钉。
国人都很熟悉的图案。
到底是“十字架”,还是天圆地方、四面八方?
这里,再提出若干线索,供方家参考。
1、阿姆哈拉人有显著的黄种人外形。
2、埃塞俄比亚的主体民族的语言阿姆哈拉语,为单音节语言,与汉语同类,而大不同于亚欧其他语言。比如,其传说中的始祖示巴(Sheba)女王名叫马克达(Makeda);耶库洛皇帝为Yekuno,如此等等。
3、金字塔、方尖碑之类作品,作为阿姆哈拉文化的典型作品之一,遍布于其统治区。
4、宗教活动中,音乐占有崇高地位。
5、有诸如万字符、八瓣十二方位等大量中国式图案。
6、其教堂(如救世主大教堂)的门上,有门钉。
如此等等。
十字寺碑首的十字架,就是一朵“十字花”。
拂林,本为音译,又被译作大秦、拂菻、茀林、拂临、佛朗、佛郎、富浪,等。
这就是首都位于今伊斯坦布尔的罗马王国。
拂林作为一个国家,正式出现于中国史册,是在《隋书》:
“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即条支之故地也。……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波斯传》)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裴矩传》)
《隋书》为唐初魏征主持编撰,可知拂林的出现,最早是在南北朝晚期。
唐代初期,西域的景教进入中国境内传播。在唐代,景教原名“经教”。据《唐会要》,唐太宗的圣旨中,称之为“经教”: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
景教经典《序听迷诗所经》也是如此:
“其人见如此,亦为不信经教”。
不知何时改称景教。大约在元明之交,景教在中国消失。400年前的明末,在陕西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基督徒李之藻、徐光启一看到碑上的十字图案,便称为“十字架”,由此误导至现在。
到了民国时期,几位基督徒的“民国大师”赫尔信基督教的外国人,更是洋洋洒洒,不惜颠倒黑白,宣称景教是基督教的某一派。
如今,景教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几乎成了铁板钉钉的定论了。
按现行说法,古罗马的屋大维时期,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后世把耶稣的诞生年定为公历的纪元,而耶稣的诞辰日今称为“圣诞节”。
按现行说法,在耶路撒冷,耶稣被逮捕,罗马帝国的总督下令,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事儿,在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编年史》也提到了:“那个使他们有基督徒称号的人----基督,已在提庇留时期,为巡抚所杀。”
这是所谓的“景教十字架”,这是一种花朵,代表道教的来自四方的对世界的认识。
这是房山十字寺出土的景教石刻。命名为十字架石刻是错误的,明明是莲花。
非常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自汉朝到唐朝,中国政府派出的使臣,走遍了当今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广大地区,探访了安息、条支、波斯等国家的大小城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没听说过“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罗马帝国,更没有基督教的丝毫信息,也没有听说过耶稣其人。
关于耶稣的出生、死亡,在景教文献中,都有所记载。
关于耶稣的出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
又,景教名经《序听迷诗所经》:
“天尊当使凉风向一童女,名为末艳,凉风即入末艳腹内。……末艳怀后产一男,名为移鼠(有人说移鼠就是基督的音译)。父是向凉风。有无知众生即道,若向风怀任生产。但有世间下,圣上放敕一纸去处,一切众生甘伏据。此天尊在于天上,普署天地,当产移鼠。迷师诃所在世间,居见明果:在于天地,辛星居知在于天上,星大如车轮,明净所,天尊处,一尔前后,生于拂林园乌梨师敛城中。”
这个“移鼠”的父母和他本人和基督教有关记载毫无关系。
关于“移鼠”的死亡,《一神论》:
“(弥师诃)为此自向拂林……执法上悬高,于彼时节,所以与命,地动山崩,……石忽不他所以,拂林向石国伊大城里,声处破碎……”
可知,移鼠生于拂林,死于拂林。
也就是说,唐代时,“基督教”尚未传到上述诸国。
根据景教文献,可以证明,直到唐代中晚期以前,仍不存在“基督教”的影响。因为,连十字架是个什么东西、耶稣是怎么死的,都没有统一的说法。
如果硬要说这时候已经有了一个“聂斯托利派”,那必然是荒唐的、凭空杜撰的。
中国景教碑碑文上的十字图案都是花朵形象。
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中间为十字图,左右两幅为道教飞仙
这与十字,与十字架毫不相干。
景教的“十字”,与基督教的杀人刑具十字架风马牛不相及。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判十字以定四方,……印持十字,融四以合无。”
元代《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碑文》:
“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
可见,景教的十字,是阿罗诃为人类指明天地、四方的“工具”。
在景教的十字正中,均有或圆或方的图案。据此分析,大体是:以阿罗诃中心,分别天地东南西北。所以,十字高度神圣。
事实上,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出土的景教器物上的十字,统统不是“十字架”。
更有意思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
景教徒宣称:景教乃“老子化胡”的结果,如今不过是回归故土。
唐代以道教为国教。景教,既然是老子化胡而诞生的宗教,唐朝廷当然要高度重视,事实也确实如此,用今天的话来说,朝廷给钱、给政策、给待遇,积极扶持景教。
这是景教的真正来源。
四 女真时代的景教和十字寺
公元1115年,女真人崛起,建立大金帝国。
景教作为唐王朝提倡的一种宗教,受到女真各部的欢迎。同时也从契丹那里继承了许多。
女真将隆州黄龙府改回祖先的隆州白龙府,迁都中都(北京)之后,改称隆州“宽城府”(宽城子)。为北方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而这里也居然成为东北的景教传播中心。
契丹辽国失败之后,回鹘人、蒙古各部等都归附了女真金国,其中回鹘人信奉景教者不少,蒙古克烈、乃蛮与汪古等部,也是信奉景教的部落。回鹘人曾一度风行摩尼教,但后来又代之以景教,被称为“特尔赛国”。辽夏金元时期,高昌回鹘的景教信仰比较普遍,从而使中原地区因遭受会昌法难而受到打击的景教徒终于找到了一个较好 的传教环境。于是,一批在东西方均受迫害的景教徒来此传教、生活,相互聚积起来,并 结成景教团体,使这里的景教势力大涨,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景教一大中心。金朝朝廷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至少不加以干涉。回鹘人善于经商,从前往辽朝经商的回鹘人,绝大部分照样和金朝保持来往。
重要的是,位于金皇陵的景教寺院,除了担负祈祷祭祀职责之外,也是景教徒聚会的地方。祭祀中和萨满教、佛教、道教同时存在。
蒙古克烈、乃蛮与汪古等部,从辽以来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到了金朝依然不变。克烈部和乃蛮部 在契丹强盛时,曾是辽朝的属部之一,他们之间常有贡使往来,克烈部落酋长往往受辽朝 册封,如大安五年(1089),道宗就曾封磨古斯为诸部长。克烈部大约在11世纪初即归 依基督教,后来的克烈部人常是些基督教徒,而汪古部则是信仰基督教的大部落。外国人经常将景教直接记载为基督教。“蒙 古有好几个部落,如外蒙之克烈,外蒙之乃蛮,贝加尔湖东部之蔑里乞等等全是信奉基督 者……蒙古一带,大都是聂思脱里派的信徒。”
巴托尔德说:“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宣教的活动是和商业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在有关克烈人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文记事中,直接说到这一民族的可汗从基督教商人得到有关基督教教义的消息。”江文汉认为,“唐 武宗以后,景教在中国本土大概是不存在了,但是在边境,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 景教并没有绝迹。后来,发现外蒙古境内的三大部落:克烈(Kerait)、乃蛮(Naiman)、蔑 里乞(Merkits)以及内蒙的汪古(或雍古,Ongiit)都是崇奉景教的……克烈部位于贝加尔湖之南,总计20多万人,北宋时即已归化聂派基督教”。而英国学者穆尔也说:“基督教 徒在12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期在中国北部边界开始增多(据说整个部落信了基督教), 后来基督教徒渗入中国本土。'‘内蒙的盖山林亦指出,作为来自新疆地区的回鹘人汪古部,辽金之时向东迁移,居住于陕、甘和内蒙古大青山南北,因而较早地把景教传播到了这些地 区。
上述诸家之说,表明辽朝至金统辖下的克烈、乃蛮、汪古等部,均是信奉景教的部落,他们对景教的传播,想必会产生相应的影响。金朝流传过景教,此说当可成立,前文所述出自西域聂思脱里贵族的马祖常先世伯索麻也里束、习礼吉思父子,二人均生活在金代,他们正是金代的景教徒。元人黄漕记 载说:
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帖穆尔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辽 亡,失母所在,为金兵所掠,迁之辽东,久乃放还,居静州(即净州,又作靖州,治今内 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村——引者)之天山……金主熙宗闻其名,数遣使征之 .....终不起。伯索麻也里束生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凡诸国语言文字,靡 所不通 泰和中,以六科中选,试尚书省译史。卫绍王嗣位,始通问于我太祖皇 帝。信使之副难其人,卫绍王曰:“习礼吉思忠信而多智,且善于辞令,往必无辱。'‘及 入见,上爱其谈辩,而观其器宇不凡,称叹久之,因赐名曰“也而添图古捏",汉言“能士”也。暨再使……留之三旬,知不可夺,乃厚礼而归之……贞佑末,挈家从金主宣宗南迁汴……寻擢开封府判官。内城之役,加昭勇大将军,充应办使……元光二年 秋,谍报大军将攻凤翔……与大军前锋遇于浚水,战不利,且战且却。将及城,伏兵 遮其归路,矢尽援绝,人殊死战。大军围之数重……披者毕发,矢集其身如猬,骂不绝口而死。
宣宗命词臣王鸨草制,赠辅国上将军、恒州刺史,谥忠愍。敕葬凤翔普门寺之东,立庙,赐额曰褒忠。
伯索麻也里束被迁往净州,那里属于汪古部居地,伯索麻也里束遂为汪古人。汪古部是为金朝守卫边城的部落,也是信奉景教的部落,又称白达达或白駝題,有阴山汪古和临沸汪古。“金徙临沸汪古于辽东,阴山汪古则为金守北方边墙”,后者居住在今内蒙黄河河套以北的天德一带。伯索麻也里束、习礼吉思父子显然都是景教徒,二人名字均为教名。伯索麻也里束之名,“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中,尤多见之”。
马庆祥“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罗香林认 为马庆祥通晓女真文、蒙古文、畏吾儿文、叙利亚文,其中叙利亚文正是当时景教奉行的主体文字,汪古部使用叙利亚文,正是由于他们信奉景教的缘故。至今考古发现的元代及其以前的许多景教石刻,上面都有叙利亚铭文。马氏从辽东迁居净州,又迁居开封,随其迁徙者绝非只有父子二人,由此可知他们必会把景教带到迁居之地,而净州、开封本来就是唐以来景教传播的主要地区之一。马庆祥作为金朝知名的官员和通晓景教 主体语言——叙利亚文的难得的翻译人才,他对景教在金朝的传播,比起其它景教徒来 讲,产生的影响自然要大得多。“抑自和禄采思子孙被掠,旋迁居于金人所属静州等地 后,而金国亦遂浸为景教所传播。”
金代大文豪元好问的文集中,记载了迁至辽东的汪古部人信奉景教的这样一个传说:
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还,敕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或言上所见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人梵呗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
《新约全书》记载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
金太宗出猎所遇,与《使徒行 传》保罗(即扫罗)所遇正相类,和十字寺出现的神祗,也是一样的。
可见这一传说源自基督教。
金初“辽东无塔庙”,说明当 时佛教尚未传入其地,因此这里的“梵呗之所”应当指景教教堂。金太宗所见之“金人”, 殆即为景教徒被迁时所携行之圣像,他从汪古人手中得到的画像,亦即为其信奉景教者所陈设之圣像。“斯亦足证金自太宗以至章宗与废帝时,其国内正有景教传播也".。
西京大同,在金朝应是景教传播的一个中心。金亡后约20年,鲁布鲁克东行经过金朝故地,见到“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思脱里教徒,他们在称作西安的城市里有 一个主教区”。
西安,原文作“Segin”。柔克义认为这里的“Segin”,应该指西京大同,而并非西安。他说:
奇怪的是,1276年左右两位著名的畏兀儿景教徒马•阿伯拉罕和拉班•索玛 (即前引Wallis Budge书中提到的拉班•马可和列班•扫马——引者)从北京十字寺出发,到达山西南部的霍山。游历西亚途中,提到唐兀惕即黄河河畔的宁夏城,说它是重要的景教中心,却 一次也没有提到西安府即长安。设若此时长安为主教区,那么这两个朝拜者会游访 这座城市,至少应提到它。Segin可能代表汉文“西京",即西部都城;这个名称经常用于西安府。
也就是说“Segin”未必指西安,可能指大同。辽金元时期,西京均指大同,而大同亦确为景教盛行之地,鲁布· 鲁克书中的“Segin”,当即大同。
如同马可波罗在西夏故地发现景教教堂和景教徒一样,他于元初在金朝故地也有同样的发现。他在天德州(Tenduc)见到“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此种持有治权之基督教徒,构成一种阶级,名曰阿儿浑,犹言伽思木勒也。其人较之其它异教之人形貌为美,知识为优,因是有权,而善为商贾”。
在契丹旧地(Catai,指辽朝故地)、元初乃颜所领辽东大部分地区(这里曾是金朝属地)、哈强府(Cacianfu,可能是延安)、京兆府(Quengianfu, 指西安)、关中(Cuncun)等地及沿途的居民中,见到数量不等的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
由此可见,金亡后不久,其故地今内蒙、山西、陕西、辽东、河南一带,均散布着聂思 脱里派景教徒。鲁布鲁克、马可波罗所见元初金朝故地散布的多多少少的景教徒,和上文所述西夏的景教信仰一样,其实反映的是金朝末期的景教传播状况。
此外,鸟居龙藏在阿什河古城发现了属于金代的金属制成的十字架,尽管鸟居龙 藏对这枚十字架并无再多研究,但它无疑可以视为金代景教流传的最直接的考古证据。 同时,陈垣也指岀:“圣公会在大同之西北挖出好些铜十字架。此种十字架乃十一二世纪,聂思脱里派祭祀所用者。"那么其中当有金代的铜十字架。而俄国学者K • A •热列兹 涅柯夫在阿什河下游河湾地带,也发现了很多金代器物,其中有一件十字形石器。作者在文中对这件石器并无介绍,所以这件石器到底是不是景教的十字架,尚不能确定。但联系鸟居龙藏考古中发现的金代金属十字架以及圣公会发现的铜十字架,也不排除这件石器是金代景教的十字架。
迁都后的大金帝国,国富民强,从西方传来的景教(基督教)成为大金三大国教之一(道教、佛教、景教),由于景教和女真萨满教相融合,几乎全民信仰,许多血统尊贵的黄金萨满(拥有黄金血统传承的金衣萨满)是金衣大主教(地位高于红衣大主教)。主要聚集地隆州宽城府成为东北亚最大的景教圣地,全城大小景寺(教堂)有数十处之多,信仰民众有数十万。此时的隆州人口近百万,城内居住着女真、汉、渤海、契丹、奚以及西域、波斯、大食各族,还有相当数量的来自欧洲的景教传教士。
隆州城墙高大,分为内外两城,各族百姓安居乐业,有专门传道的景僧(牧师)在景寺讲道,大多数信徒为富有的地主阶级,修建大小景寺,小市民在官办的最大景寺听道。
此后蒙古崛起,围攻隆州宽城府,由于隆州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遭受重大伤亡,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攻破隆州城。蒙古人信仰原始萨满教,认为这里是不详之地,遂下令屠城,近百万人遇难,史称“隆州之屠”。
蒙古人将隆州城墙拆毁,逃亡幸存的隆州府百姓迁移到曷苏馆、胡里改、辽阳和中原等地。蒙古人又纵火焚城,将尸体和城中建筑一并烧毁,大火燃烧了数周才熄灭,这座千年古都变为一片废墟,又将废墟挖地三尺,夷为平地,(今天我们仅能在长春宽城区小城子村附近找到当年残存的遗迹)。茶啊冲这座拥有四千年古典历史的东北古都第一次遭遇屠城的灭顶之灾,作为肃慎民族上层知识分子的精英消失殆尽,无数的典籍、艺术品被毁,代表东北本土文明的茶啊冲文化消失了,作为肃慎主体的女真民族重回部落时代,东北本土从此进入了长达600余年的黑暗时代。
聂派基督教虽然在金代中国消亡了,但在这一时期,聂派基督教在整个东方的传教活动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东方教会在活跃时期,聂派基督教传播到了居住在东亚努腊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克烈部、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色楞格河流的蔑儿乞部甚至阴山以北的汪古部。这就是蒙古人的崛起,凶悍的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
五 蒙古各部统一之后的景教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以后,与居住在这些部落的居民和亲,于是后妃、贵戚中景教徒层出不穷,在这种联姻影响下,一些蒙古人开始信奉景教。
元朝建国后,景教再一次流行中国。
这时的十字寺当时称为崇圣院。特别是处于女真皇陵地区,肯定会遭受蒙古骑兵的破坏。甚至是遭受战火的洗礼。这时僧人和道人已经无法在此安心礼佛和传播道法。只有记述辽代重修崇圣院经过的一通石碑和唐代景教徒留下的十字古幢,但仍有僧人在此留守。
当时大兴县(今北京市朝阳、东城两区)有一僧人净善来到崇圣院,他与留守的僧人交谈后,便独自来到幢前坐下。这时已近日落,净善昏昏欲睡。忽然,净善眼前一亮,一位绿服金铠,青巾皂履,赤面长须的神仙出现在他面前。神仙对他说:“和尚好住此山,吾当护持。”说完这几句话便没了踪迹。之后,又见古幢十字重重发光。
这和当年金太宗所遇到的景教神灵显圣,几乎一模一样。
当朝承相庆童、淮王铁木耳不花等听说此事后,认为神仙出现,十字发光实属罕见,于是纷纷捐资重修庙宇。大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动工,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工程告竣。淮王铁木耳不花将有神仙显形,古幢十字发光、重建古寺的经过上奏了元顺帝,顺帝大悦,敕赐十字寺。大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住持僧净善立碑纪念。十字寺因此回复了它景教寺院的身份。
元代将在华基督教各派包括景教、天主教统称“也里可温教”,教徒统称“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教的教堂称十字寺。
由于后妃、贵戚中景教徒很多,景教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景教徒和其他的也里可温很受优待,可以免除租税、徭役和兵役。元政府将治下的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宋遗民,真正的汉族人),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蒙古人地位最高,南人地位最低。景教主要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中流传,汉族人并不信奉景教,反倒由于政府对也里可温的优待而产生了愤懑甚至敌对情绪。于是在朱元璋麾下以汉族人为主的北伐军直捣元大都,大多数景教徒和传教士追随蒙古贵族仓皇出逃。元朝灭亡景教又一次灭亡,景教再次从中国消失,作为景教教堂的十字寺又一次人去寺空。
明嘉靖十四年,十字寺作为一座佛教寺院做了最后一次修缮,从那时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寺院损毁之前,它一直被作为佛教寺院使用。虽然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利马窦在明万历二十九年抵达北京后,建立了极为广泛的社会联系,推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房山十字寺却没能再次传出弥撒声。
六 十字寺目前的状况
景教靠依附皇权两度在中国流行,因失宠于皇权或王朝的崩溃而两度在中国绝迹。房山十字寺也因此几度兴衰,成为景教兴衰的历史见证。
虽然我并没有看到这神圣的寺院兴废,但循着历史的气息、踩着无数先辈的脚印来到了这里。站在十字寺遗址的废墟上。仿佛还能能聆听到当年战马嘶鸣声,和远去的鼓角争鸣。
残墙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块汉白玉碑,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十字寺遗址”。被定为“遗址”便是经历过无数朝代的更迭,它已经在时光里伫立了上千年之多,便让我生了百般敬畏。只是此刻听帝王讲解我才知道它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远。它陈旧的故事里装载着那么多历史的风雨。
你看它脚下这棵银杏树那么粗壮高大,看上面的标牌,它已经在这里矗立了上千年。大树已经用铁栅栏保护起来,栅栏上挂着红绸的布条,那是人们在祈求美好的愿望。银杏树周边立着三通石碑,一通辽碑,一通元碑,还有一通假古董唐碑。这便是帝王所讲这三块碑的来历。
假古董这块碑肯定是从古都西安复制过来的,碑很新,碑文记载了唐朝时景教在中国的流行分布情况,书法很漂亮。
这座碑是元代所立,驮碑的贔屃脑袋被砸悼了,仔细看,在碑的顶端刻有十字。景教在中国流行主要就两个朝代,一是唐朝,另一个是元朝。据说唐朝末年黄巢起义,为大唐死守广州城而战死的人中间,有十万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波斯人,其中很多是景教徒。
还有一座碑是辽代所立,辽与北宋并立,那时候北京归辽国管辖,辽人笃信佛教,那时候这里自然就是佛教寺庙。
石头切成的围墙,尽管看着层层叠叠的残破,依然,还能辨清当时模样。我伸手摸了摸伤痕累累的残墙,在几经沧桑的凄风苦雨里仍然苦苦挣扎。围墙将这一遗址斑驳残垣的十字寺紧紧裹拥着,像一个忠诚的捍卫者。
此时,虽然已经过了立春,还有微微的寒意,也更感苍凉。剥皮剔骨的疼痛是否今日被提及仍感悲伤。看看这破败的景象,我就想到了鲜血四溢战争场景,而这斑驳的遗址城墙更像无声的控诉者。
满目荒凉的十字寺,我永远无法丈量出你的深厚底蕴。多少人在你的肩上踩过,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脚印。已经被苦难蹂躏成遗址,它不再做任何挣扎的姿势,静静安然的堆砌在这里。
不知有多少人路过,或是匆匆一瞥,或是留下几声唏嘘,王朝几经换代,景教起起伏伏,古寺几度辉煌。只是如今我们能见到的就是这些了,还有那棵经历了上千年沧桑的古老银杏树,独自守着曾经的故事,从容面对着世事变迁……
2017年3月2日
帝王按:景教也把圣诞节带入了中国。很多人不清楚的是,国人过圣诞并非当代才有,早在唐朝时期中国就有圣诞节了。景教碑上记载了“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这是跟圣诞节有关的一件事,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唐代圣诞节的重要例证。翻译成白话就是,唐代宗李豫强烈支持景教的发展,每年圣诞节都会赐给景教寺礼拜用的香和御膳,表达了对基督徒的庆贺。这里所说的“天香”,乃是主礼的神父(主教)拿着吊炉,里面装着焚烧的乳香,围绕教堂四周或祭台,向上主献祭。这种礼拜仪式,目前在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一些东方小宗派中的弥撒中仍可看到。
我们来用一首诗结束对十字寺的游览:
不灭的十字寺
诗/思文
沿着前世的祈祷,
梵音中
走上悠悠的吊桥
我无法用杂乱的思绪
丈量废墟上的红墙绿瓦
从阳光朦胧的眼中
透视着千年前的遗址
那一抹无言的忧郁
化成历史尘埃中的一袅烟尘
飘飞到我临窗远望的山巅
在冬季天寒的岁月里
望着山巅上你东来西去的方向
摇曳着绘制复原的画笔
从东土大唐中书写你的名字
画上了十字
任思绪如憔悴的蜡烛
剪成息不灭的烛光
缠绕着圣母的哀愁
我伸出颤抖的手
就像我无法挽起沉在水中的月亮
也同样无法挽起景教跌落尘寰
我无力的靠在摇椅里
亦如崇圣院里的十字幢目送主人的离去
化作山巅上的那一声叹息
冬天寒冷的季节里
我怀着那思念的疼痛
像是中了聂斯脱利的诅咒
这个来自梵蒂冈的陌生人
我弄不懂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法
就那么轻易的
囚禁了西方古代君王的灵魂
同在蓝天下,注定逃脱不了的宿命
十字寺再一次从中国陨落
历史长河的岁月里
废墟上那一抹残阳
默默的凌乱成尘
没有硝烟弥漫的战火
我捧着西沉的落日
任心底的呼喊,在吊桥上徘徊
秋尽冬来的落叶已燃成殇
化作远方的一声叹息
在这冬寒凛冽的岁月里
不知是否已飘到你窗前
只有那十字的碑刻
把历史追述
2017年11月25日
| 原文载自《大房山下金皇陵》一书,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王德恒,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历史春秋网常务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