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元月24日，大年三十那一天，突然宣布“公共卫生，一级防疫”。在家里不许出门，等着疫情过去才能外出。我们当然要配合。
一 随意去了十字寺
(一) 疫情期间的祷告
尽管不能出远门，但我每天都要溜达到房山体育场，诺大的体育场，最多的时候碰过三个人。我就在那里每天走5000~7000步。大约是过了正月十五的第4天。我又出门去体育场，刚走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38路汽车停在我身边了。看汽车上有两个乘客。我心中一动，当时兴起就上了车。这个车到终点，就可以步行到十字寺了。
可以想见得到那两个人也是去十字寺的。我们三个都戴着口罩，保持着两三米的距离，向十字寺走去。他们居然知道一条超近的路。所以走到十字寺，也就是30多分钟。到那里一看才发现，起码有20个人在那里了。这是跟我一同来的两个人，对我说，原来市里的教堂，包括临时祈祷的地方，都不开放了，也不能聚会。所以大家就都来这里祈祷了。这里是露天，只要带口罩人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可以了。
我看了一下，有的在元代那个十字寺的碑刻前画着十字。其中有两个跪着的。也有在那辽代的碑刻前祈祷。辽代的石碑和基督教没什么关系。祈祷人数比较多的是在新立起来的那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前。
人们(或曰基督徒)都戴着口罩都很自觉都保持着一米以上的距离。还有，都很虔诚。我感到一种庄重严肃，感到一种向善之心在弥漫。不但是为个人祈福，也是在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祈福。
我没有参加祈祷，静静地四处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以前我在文物管理所工作的时候，这个地方归我管理，我是经常来这里走走的。
这个十字寺遗址是全国唯一一个景教遗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字寺银杏、辽元碑刻，大门
辽三盆山崇圣院碑记(明代重刻)
十字寺遗址所在位置是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村名是车厂，具体位置是三盆山缓坡。
原寺为佛寺，建于晋代，初名称为崇圣院，称为“三盆山崇圣院”。对于是否在唐代改为景教寺院，有些争议。
辽代肯定是佛寺，应历二年(952)至八年重建。元至正十八年(1358)重修，元顺帝赐名十字寺，恢复景教。元亡后，又逐渐变为佛寺。
此地建有景教的十字寺，源于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场公案。
何为“景教”这个问题，打开百度能够搜索得到，也有许多种类的回答。为了方便大家的检索，我简单的介绍一点点。
之后我要说的是，我经过对《大秦景教流行碑》反复的研究，对于新发现的景教资料的搜集研究，突然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能够破解一个近两千年的疑案。就是老子出关西去，到了哪里?他有后人吗?有传人吗?
是的，我找到了这个聂斯脱里派的后人和老子出关后的后人结合在一起的线索。然后，他们回到东方，回到中国，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欢迎。
(二)一部涉及到景教的电视剧
我早就听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有景教出现，有许多画面，涉及到许多情节。原来因为没有注意播出时间，错过了档期。此时宅在家里，可以从网络上调出来看了。
果然，影片中出现的景教教徒，身穿白色法袍，上绣金黄十字架，出入的庙宇中还绘有耶稣同门徒的壁画。
此时每天看四集。
以前是没有这种机会和时间看的。
电视剧中的景教，属于自成一系的东方教会，组织上以波斯帝国首都塞琉西亚-泰西封为中心，礼仪语言使用叙利亚语(Syriac)，使徒统绪上溯至十二门徒之一多马(Thomas the Apostle)，神学立场上既有别于卡尔西顿派(后世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也有别于一性论派(东方正教)。
从635年到电视剧中故事发生的744年，景教在唐帝国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电视剧对这一教派的刻画浓墨重彩，可圈可点。第四集一开头，就出现了一位景教僧，法袍背后印的十字架明显采用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首的图案，即多马十字架。
多马十字架每一臂端有三个骨朵状凸起，一说象征十字架能使人出死入生，有如生命树之萌芽。第二十集中，景教僧颈挂的十字架是“马耳他十字”形状，下有莲花。这与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1919年在房山十字寺遗址发现的元代景教石刻如出一辙，我们可以在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所编《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第一卷中看到庄士敦(化名Christopher Irving)拍摄的照片，石刻的复制品今藏首都博物馆。这些细节还原可谓难能可贵。
在第二十和二十一集中，景教僧大规模出镜，其中包括著名的景教领袖伊斯(Yazdbozid)。
根据景教碑记载，他后来跟随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出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但是在这两集，对景教僧和景教寺的刻画准确度开始降低了。
(四) 电视剧景教表达方面的一些失误
先讲一下宗教服饰。景教教士的传统是穿前面无开口对襟的长袍(sudra)，可以套头穿，效法耶稣当年所穿之无缝衣(参见《约翰福音》19:23)。执事和司铎身着白色长袍，正如景教碑的描述“白衣景士，今见其人”。但剧中伊斯却身穿带兜帽的黑色圣衣(scapular)，这更像是十一世纪末创立的天主教熙笃会(Cistercian)制服。而其他景教僧身穿棕色圣衣，外披白色长罩衣(mantle or cape)，更像是十二世纪末创立的天主教迦密会(Camelite)制服。
再讲一下宗教手势。剧中的景教僧无论彼此问安、迎客还是表达情绪，都喜欢在胸前划大十字。而划大十字的样子又不统一，有希腊式上下右左，也有拉丁式上下左右。手指的姿势有捏住拇指食指中指的，有伸出食指中指的，也有右手张开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在胸前划大十字的手势，当年还不存在。虽然早在三世纪初，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就在《论士兵冠冕》(De Corona Militis)中描述过基督徒有划十字的传统，但都是划小十字于额头。四世纪中期，耶路撒冷的西里尔也有同样划小十字的记载。直到八世纪上半叶，大马士革的约翰还在强调基督徒以划小十字于额头为圣礼，有如以色列当年的割礼之约。
在胸前划大十字的做法，是九世纪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起先是东部说希腊语的卡尔西顿派以前额-胸口-右肩-左肩的顺序划大十字，划的时候把拇指食指中指捏到一起，表示上帝三位一体，无名指小指内拢，表示基督神人二性。据说，他们是以这种姿势将自己与一性论派区别开来。随后，西部说拉丁语的基督徒也学样开始划大十字。但是他们后来受到了本笃会(Benedictines)影响，把右手张开代表基督五伤，划十字的顺序是前额-胸口-左肩-右肩。及至十二世纪教宗英诺森三世之时，十字横向手势的顺序尚未固定下来。最后确定从左到右已经是中世纪末期的事了。而在东部教会，用几个手指划十字也经过了广泛讨论。比如，十二世纪大马士革的彼得认为，应以两指代表神人二性。直到十七世纪的《正教认信》(Confessio orthodoxa)才规定了须用三指。随后莫斯科的尼康(Patriarch Nikon of Moscow)进行改革，用三指取代了两指，还引起了旧礼仪派的强烈抗议。
至于东方教会本身，划十字(rsham)是宗教礼仪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主日崇拜(Qurbana)礼仪中，主教要在圣餐的饼和杯上划十字，为会众赐福的时候也要划十字。东方教会对划十字极为看重，超过其他宗派。后来东方教会牧首阿布迪朔(Mar Abdisho)在教义大全《珍珠之书》(marganitha)中将其明确列为第七件圣事(raza)。但正如上文所说，八世纪中期，东方教会还没有在自己胸前划大十字的习惯。他们采用希腊式划大十字是更晚近的事。因此，剧中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地花样划十字，反映出的不是唐朝天宝年间景教的传统，而是后世各种宗派传统的混搭。
东方教会的这些背景知识比较专业和具体，电视剧中虽然张冠李戴也不足为怪。但道具组对景教寺内部画像的选择就有些欠考虑了。
在第二十集中，张小敬和檀棋造访景教寺，伊斯前来迎接他们。三人所站之处设立着一幅巨大的画像《犹大之吻》，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金色镶嵌画。然而，这一金色镶嵌画圣像的原籍并不是波斯，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它是第一穹顶和中央穹顶之间拱壁上五幅画中的第一幅。圣马可大教堂采用了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和绘画风格，但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拉丁语。比如画中一人手持板子上写的crucifigatur(钉他十字架)。圣马可大教堂内部绘画是十二至十三世纪完成的，远远晚于唐代景教。而且景教的礼仪语言是叙利亚语，不会出现拉丁语旁白。这个是明显的穿帮。
接下去，伊斯带张小敬和檀棋继续向寺内走。这时又出现了一幅壁画，中间是相貌堂堂的一位君王，左右几位臣仆一字排开。这幅画实际上是来自意大利拉文纳圣维塔教堂(Basilica of San Vitale)的《查士丁尼皇帝及扈从》，站在查士丁尼一世左手边的是拉文那主教马克西米阿努斯(Maximianus of Ravenna)。这幅画完成于547年，似乎在年代上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人物身上。景教在宗派上属于东方教会，其总部在波斯;在景教寺中不可能出现卡尔西顿派神职人员的画像，也不可能出现拜占庭皇帝的画像，尤其不可能出现查士丁尼。这是因为，查士丁尼的皇后提奥多拉的神学立场属于一性论，是东方教会的对立面。受其影响，查士丁尼一直致力于使一性论派与卡尔西顿派和解，甚至于553年召开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强使参会主教们通过“三章谴责”，即谴责摩普绥提亚的提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其人及著作、居罗斯的提奥多雷(Theodoret of Cyrrhus)的某些著作，以及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至波斯哈尔达西主教马里(Maris, Bishop of Hardashir)的信件。被谴责的这三位都是一性论派的眼中钉，其中前两位是东方教会所尊崇的圣师。景教寺中若是有查士丁尼的画像，无异于“认贼作父”。
那么景教寺应当悬挂谁的画像呢?其实景教碑中已经提到，唐太宗“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唐玄宗“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所以，与其悬挂罗马皇帝的画像，还不如悬挂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的画像。
另外一个出现时代误植的场景，是伊斯用计将张小敬和檀棋关入景教寺的“告解室”中。告解室(confessional)是天主教十六世纪反宗教改革的年代才设立的。那时，新教思想家高举“信徒皆祭司”的旗帜，反对向神父告解，呼吁会众直接向基督祷告。而天主教针锋相对，不仅大规模鼓励信徒告解以获赦罪和灵性提升，且增强了告解本身的仪式性和私密性，因此才在教堂之中安装了独立的小隔间以供告解之用。
而中文的“告解”一词，也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十六世纪来华之后的译名。因此，八世纪的景教寺中出现“告解室”，是断无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教会的信徒不需要告解、悔罪、赦罪(confession, penance, absolution)的礼仪。实际上，悔罪在东方教会的宗教生活中非常重要，属于七圣事之一，而且也有很长的传统。三世纪的《十二使徒遗论》(Didascalia)是东方教会早期重要的规章，其中便指明信徒应当悔罪。四世纪的“波斯圣哲”亚弗拉哈(Aphrahat)在《论述集》(tahwitha)中基于《十二使徒遗论》说信徒悔罪有如病人求医。而几乎同一时代，东方教会最著名的诗人、神学家以法莲(Mar Ephrem)也以《驳异端之咏》等诗歌讲悔罪之功效。及至六世纪末，悔罪礼仪(takhsa d’khusaya)基本确定下来，公开和私下的悔罪都有了明确的规范。七世纪中期，东方教会牧首耶朔亚布三世(Ishoʿyahb III)编订了礼仪手册，基本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在八世纪长安的景教寺中，悔罪的礼仪肯定是有的，但是针对信徒而不是非信徒，尤其不会是在“告解室”里。电视剧中出现了“告解室”，我们只能将其理解成剧情需要，而不是历史情境。
(五) 景教寺中有“告解室”?
剧中景教寺的柱子上，写着“无元”“无言”“无道”的字样。这说明剧本作者下了功夫阅读汉语景教文献，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这三个词出于敦煌文书和洛阳经幢《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无元无言，无道无缘，妙有非有，湛寂常然”，而景教碑“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也有同样的语词。虽然这些经书在744年还没有成文，但是我们可以猜测，某些关键词的出现或许会早于经书本身，因此可以不算电视剧的“硬伤”。
然而，在第二十一集中，伊斯在悼亡之时大段引用了《志玄安乐经》，就有点不太对了。《志玄安乐经》出自伊斯的儿子景净(Adam)的笔下。781年，正是应父亲伊斯的要求，景净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按照英国学者宁梵夫(Max Deeg)的观点，《志玄安乐经》的作者就是景净本人。经文的文本使用了极为佛教化的语言，并时有道教语词，这与《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景净和佛教僧交往甚密，和般若法师共同翻译胡本《六波罗蜜经》正可以两相印证。台湾学者吴昶兴则认为，《尊经》的译经列表中有《志玄安乐经》，它虽然不一定全是景净翻译的，但景净至少参与了翻译过程。所以，无论景净是作者还是译者，他活跃的年代是781年左右。在剧中的744年，伊斯被描述为一位年轻教士，那么景净可能还很年幼，《志玄安乐经》尚未面世。
在剧中，伊斯对张小敬和檀棋叹了一句：“知我寺者仍甚少。”实际上，直到一千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了解东方教会的人仍然甚少。这一古老而苦难的宗派历经两千多年，在本土受到卡尔西顿派、一性论派的打压，又被伊斯兰的兴起压缩了生存空间。在中国，先是845年唐武宗“会昌灭法”株连到了景教在内的“三夷教”，然后878年黄巢屠广州城，灭尽了城中的景教徒。蒙元时期的汪古部、克烈部、乃蛮部等信奉景教，但最终还是被萨满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化大潮所吞没。一战之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叙利亚语东方教会遭遇了宗教/种族清洗，人口损失大半，连东方教会牧首西门十九世·便雅悯(Shimun XIX Benjamin)也被库尔德极端分子杀害。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叙利亚语族群的独立建国请求漠然无视。1933年，伊拉克政府军又在希米勒(Simele)地区对东方教会基督徒大肆屠灭。即使是当代，就在五年之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还要将伊拉克一带的东方教会连根拔起。东方教会眼下的会众人数只有三十多万，而且很多流散到了北美和欧洲等地。能够说叙利亚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作为活语言的叙利亚语有渐趋消亡的危险。现在，除了专业的宗教学者，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东正教、天主教、新教这三大门派之外，还有一个东方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曾经在中国长期生活，用多种语言留下了重要文献。因此，《长安十二时辰》电视剧起到了非常可贵的科普作用，将尚显陌生的东方教会和叙利亚语群体带入了国人的视野;虽然它在宗教形象刻画的准确度上白璧微瑕，但无伤大雅，仍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上述是笔者(非王德恒)在参加和检索网络时得到的，感谢原作者、发言者。可惜不能一一补上姓名。不过，有涉及到的人，请通知我，我会以其它的方式表达，阐明您的观点。
二 从头说起
景教，指的是唐代正式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
景教起源于今日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
景教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一个活跃的领域。唐朝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并在全国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汉族信奉者多为上层或者是富豪。
景教究竟是怎么来的?
从源头开始，就需要说起聂斯脱利(约380-451年)，他生于叙利亚日尔曼尼西，曾入安提阿(今土耳其安塔基亚)的修道院。428年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任命为君士坦丁大主教。
当时在罗马帝国境内影响很大的阿里安派，主张“一位论”，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分开的，圣子与上帝不是同性同体，圣子为圣父所造，有人性，而圣灵比圣子更低一级。
也就是说，阿里乌斯认为耶稣是一个不完全的神，或者说不是唯一的神，地位也不是最高的。
聂斯脱利则提出“二性二位论”，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为一个统一本体，他认为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玛丽亚只能是基督之母而非上帝之母。
还有诺斯替派，这个派别有意思，认为并不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而天主教正统派主张“三位一体论”，即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同体，皆属神而非人，基督来到人间是“道成人身。”圣子即基督。
聂斯脱利既不承认一位论，也否认三位一体论。他提出“二性二位论”，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为一个统一本体，他认为神性本体附在人性本体上，玛利亚只能是基督之母而非上帝之母。
我个人就认为这不错。上帝(天主)喜欢上了玛利亚，玛利亚当然也能爱上上帝。上帝需要通过一个“圣子”拯救人类，所以令玛利亚怀孕生子。
多好的起源!
(一) “聂斯脱利派”败诉
聂斯脱利的这种主张，被视为将基督看作两个不同的位格，在431年以弗所公会上受到处罚。他受到东罗马皇帝支持，直到435年才革职，被流放到非洲。到过埃及，我曾经在埃及寻访他的踪迹——可那个博学的“地接”(旅游接待讲解员)并不了解这段历史。
聂斯脱利的追随者称“聂斯脱利派”， 431年，“二性二位论”被判为异端，追随者们受到迫害，逐渐东逃，这个过程中，该派在叙利亚埃及和美索布达米亚等西亚地区流传开来。该派后来在波斯受到国王宽待和保护，一度壮大。直到今天，该派在伊朗、伊拉克和印度及中国香港还有少量传承。
635年(唐贞观九年)，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等人经波斯到达中国长安，译经传教。
大唐太宗派出第一宰相房玄龄曾主持接待，三年后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建寺称波斯寺又称大秦寺(中国古称罗马为大秦)。时有教士二十一人。时有汉译节本《圣经》，名《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不久向全国流传，各城建寺称为“十字寺”“大秦寺”，信奉者多为来华的西人，也有中华土著。
(二) 景教的名称
至于景教名称，该教自取。一般解释一说是取于基督谐音。二说景像征光明。我认为这个名称和西传的道教有关系甚至来源于道教。另外更接近于佛教的内省之法。
景教之“景”，有释为“光明”、“大”、“影”……义虽近而未切，因为均是作“景”字来解。
其实这个“景”是唐代景教徒生造的一个新字：上面是个“口”(或象天极?)，下面的“京”，“口”中有“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序中尝特为提示：“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想必“功用昭彰”即此“景”字之要义。
碑文中另有“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句，略似“道本具德”之义。“德”字从“行”旁，本义即“运行”。《梨俱吠陀》有《有转神赞》(第10卷第129首)，梵文标题为Bhava-vrtta，Bhava义为“有”或“存在”，vrtta义为“运转”，因该篇内容是对万法本原及宇宙主宰的思考和颂赞，巫白慧先生硬译为《有转神赞》。vrtta在佛典中亦译为“德”。“大德”本义，乃指能化用佛法者。
综上，判景教之“景”，应即“天道昭显”之义。景教玄理颇奥，“景”义亦似藏传佛教“明空不二”之“明”。
(三) 房山十字寺的来历
781年(唐建中二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有汉字1780个，另有数行叙利亚文：碑文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记载着“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碑文明显受到中国道儒两家影响。此碑1625年(明朝天启五年)发现，今存称为碑林的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
845年(唐会昌五年)，武宗毁佛。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毁佛”之一。景教被波及，二千余教士被逐。该教遂绝迹中原，但在辽、蒙等周边政权中存在。元入主中原，该教回流，与天主教方济会合称“也里可温教”，也称十字教。也里可温蒙语意为“有福缘的人”、“长老”。后逐渐失传。马可•波罗游记对此曾有记载。
我个人发现“十字寺”是1978年春天，开始研究属于个人爱好。1980年我担任燕山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全所就两人，我带一个临时工)主持燕山地区的文物普查时，才算进入研究阶段。也就是开始了接触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等等外来宗教。
目前，我仍然宅在家中。当然是继续研究景教和十字寺的由来。
阿罗本主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到达长安(西安)。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唐太宗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隋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高宗时下诏：“于各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
唐玄宗天宝四年九月，诏曰：“其东西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置者宜准此。”唐代北京为幽州，推理应设大秦寺。据曹新华先生的《房山十字寺的变迁》一文记述：“唐幽州(辖今房山)的崇圣院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景教徒们来到了崇圣院，不知道是院里的佛教徒皈依了景教还是寺中已无佛教徒缘故，景教徒们占用了这所寺院。他们在院中竖立起一座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的幢，以示与佛教寺院的区别。
远离京城长安的幽州还没出现景教教堂。
所以，崇圣院变为十字寺，还是在唐武宗灭佛景教受到牵连以后的事情。
唐武宗846年驾崩，847年宣宗继位，收回先帝成命，重建寺院，景教僧徒乘机恢复，也就是说，十字寺应该是这时改为景教寺院的。后来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景教没有发展起来。在五代及宋时绝迹于中国，而在中亚西亚一带则仍在生存发展。所以，在十二至十三世纪，随着蒙古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国时，在克烈、乃蛮、汪古及回鹘(维吾尔)各部中，有很多都是景教徒。其定宗贵由及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均是景教徒。1215年蒙古军攻下金中都(今北京)继而入主中华后，中亚西亚景教徒随之而来，所以，十字寺在元朝时候是最为鼎盛时期。
《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史》记：“十字寺环境幽雅，地处三盆山麓，在房山县西北六七英里，在北京西南西约四十英里。靠近庙有一条小河，门上横书——古刹十字禅林。”1919年7月哈丁先生在《新中国评论》(321页)上第一次报导了这个寺及其基督教寺名。另据《中国基督教年鉴》(12期186页)记：“1931年9月6日，日本人在华北房山县城十八里之山上，发现景教古碑。”当局为了保护文物，同年12月将其中的两块十字石雕运往北京博物院收藏。1936年“文物南迁”时，又运往南京博物院。1997年，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房山区文物保护协会，为全面考证十字传世遗物，派人到南京博物院造访，发现南京博物院展厅中展示着“房山县元代景教十字石雕”一块。石雕共两块，另一块在库房中存放。经查阅《南京博物院珍藏》一书，第78页记载着这两块十字石雕。石雕为汉白玉大理石雕刻，高68.5厘米，宽58.5厘米，厚58厘米，石雕花纹精美，十字清晰。其中一块石雕正面上方为十字，下侧刻有叙利亚文，据专家认定为：“仰望他，寄希望于他”的意思。石雕右侧一面刻一束菊花，左侧一面刻一束冬青草。另一块石雕正面有十字，无叙利亚文，有两颗桃形的心相对望。两块石雕上端均呈凹字。经分析，认定为原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坐北朝南十字寺正殿东南和西北角的两块抱柱基石。
三 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
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游人，人们在它面前流连忘返、摄影留念，人们称颂它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是缀在丝绸之路这条五彩丝带上的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我本人也两次前往瞻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建中二年( 781年)波斯景教徒景净撰，吕秀岩(有人说是吕洞宾的原型)书并题额。高 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
此碑是初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或景净)受唐政府资助在国都长安义宁坊大秦寺修建的一块记述景教在唐朝流传情况的碑刻。它记述了当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表现了唐政府当时包容、自由、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此碑设立的确切时间是唐建中二年(781年)2月4日。有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流行的说法是：碑文由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
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龟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正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
后来此碑失踪数世。
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
当时西方各国有不少的传教士得知此事，争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当地人怕此碑被他们盗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竖起来交寺僧保管。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战乱碑寺被焚毁，碑石暴呈荒郊。
西方一些学者主张将此重要的景教文物运往欧洲保管。1891年欧洲某公使馆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理衙门汇出100两银子，但到陕西时只剩下5两，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盖。
20世纪初，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清廷得知，立刻通令陕西巡抚制止，陕西巡抚派陕西学堂教务长王献君与荷尔姆协商，最后何尔谟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何尔谟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复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十分逼真，几可乱真。
1907年陕西巡抚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安置。何尔谟回伦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模版，复制了一批，分派各国大学和朝鲜金刚山长安寺。
石碑内容丰富。
碑额上部，由吉祥云环绕的十字架，下部是典型的中国莲花瓣朵，显示出景教开的是中土之“花”，结的是基督教之“果”。
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
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有两种说法：盩厔说和长安说。
盩厔 出土说：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考证在盩厔，根据苏轼《南山记行》诗：“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
此外，毛尔(Moule)、冯承钧与向达都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盩厉说。
伯希和、徐光启、李之藻、桑原骘藏、石田干之助等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西安府金胜寺。
1928年向达到盩厔、楼观考察，在楼观西五里处发现大秦寺遗迹。寺内有《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钟铜铭》：“……唐太宗赦赐丞相魏徵大将尉迟恭起盖监修……”
两说争执不下。
| 原文载自《大房山下金皇陵》一书，作者授权发布
作者：王德恒，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历史春秋网常务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