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有一著名的大臣，称为杨继盛。他担任任兵部员外郎的时候，前往边疆视察，检阅榷场，并翻阅历史文献，说了一句话：“互市者，和亲之别名也。”(《明史》卷209《杨继盛传》)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和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互市。当然，他这话有失偏颇，但是，对于唐以后的历史来说无疑是正确的。而对于辽朝，就是完全正确的表述。

　　在中国历史上，辽代(时称大契丹国)在东南西北都开有榷场，和各个国家民族进行贸易，特别是由西向东，这种榷场分布在上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各个站点上，造成了陆路丝绸之路的最为繁荣的时代。而且，辽代第一次将榷场开进了阿拉伯地区，并且使这个名为“大食”的地区臣属与自己，尽管是名义上的臣属，也是重大的历史突破。这条丝路，比当年唐太宗的天可汗路整整长了一倍还多。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辽国维持如此漫长的丝路，主要手段竟然是“和亲”。

　　1004年之后，辽国与劲敌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不但稳定了南部边境，而且获得了每年三十万的绢银，这使得它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贸易。这种贸易无疑首先需要打通从东罗马开始的一直到中国的最东部呼伦贝尔的贸易通道。

　　东罗马向东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阿拉伯国家在唐朝曾经应约出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密切。辽国建立之后，太祖天赞二年(923年)六月，“波斯国来贡”;天赞三年(924年)九月，“大食国来贡”;太宗天显八年(933年)六月，又有“回鹘阿萨兰来贡”。

　　《辽史》记载中，大食共有3次来朝，天赞三年(924年)，大食遣使来朝;开泰九年(1020年)冬十一月，“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太平元年(1021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尹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

　　也就是说，辽国的一位王子的女儿名为“可老”出嫁给了大食国国王的儿子“册割”，两国形成了和亲关系，同时大食也成为辽国的“属国”，并被列为属国职官表中。使两国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密。

　　根据波斯历史学家马卫集记载，1027年，辽国和喀喇汗王朝结为姻亲关系。

　　来往本来就很密切的阿萨兰回鹘也迎娶了契丹公主，之后不久，这位契丹公主生下了一个儿子，阿萨兰举国欢庆，并且派人到辽国报喜。

　　和西夏的和亲早在萧太后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辽兴宗的一个姐姐嫁给了西夏皇帝李元昊。原来，在丝路上西夏时常捣乱，经常劫掠商贾，扣押货物，自和亲之后，只抽取十分之一的过境税了。

　　从吐蕃过境的商贾就是因为和辽国的和亲，而被顺利地放行。

　　所以，从汉朝开始的陆路“丝绸之路”的西半部，因为有了和亲公主的作用，就畅通无阻了。

　　和亲虽然在不同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所产生的效果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来讲，其结果都是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

　　那么向东的丝路，辽国也基本上是如法炮制。

　　所谓的向东的丝路，就是目前所称的东北亚丝路。

　　首先遇到的就是阻卜。

　　“阻卜”首见于《辽史》，就是鞑靼的别称。起始于呼伦贝尔，后来不断南下西进，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契丹建国初期，阿保机曾经亲征，但是，始终保持敌对状态。辽国在南下对宋作战的时期，萧太后和辽圣宗采取灵活措施，双方谈判，辽国采取了和亲策略，将公主嫁给了阻卜的首领，稳定了后方，辽国才取得了对宋作战的顺利。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进一步强大，使阻卜成为了辽的属国，双方开始开榷场，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其中有一次，阻卜一次就“进贡”的20000匹马，辽国的回赐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些都是和亲取得的成效。草原丝路的北阻卜、西阻卜始终是辽代基本维持的友好关系。但是，北部阻卜，被辽国强行收归为属部，成为辽的一部分。贸易直通，一直达到现在的北部靠近俄罗斯一代，有的还越过了黑龙江，和布里亚特蒙古交易。

　　而在东北亚，只有高丽还和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成为辽国的心病。辽圣宗曾经亲自率领大军征讨，之后委派外戚萧恒德率领80万大军，将高丽彻底击败，高丽终于奉献地图表示臣服辽国，辽圣宗将萧恒德的女儿封为公主，嫁给了高丽王，从此，东北亚南部的丝路也彻底开通。

　　其实在和亲的过程中，缴纳聘礼、贡物、回赐及与之相关的互市等活动非常频繁，必然会促进官方贸易和双方经济的发展，出嫁公主在和亲过程中还带走了本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农作物稻种、农业器具等，补充了他们单一脆弱的牧猎经济，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向定居经济的转化，缩短了北方少数民族同汉族间在生产生活上的差距。而北方少数民族的畜牧经济，如养马技术和养马业等，又丰富和充实了中原地区的经济，何乐而不为呢。

　　只有一个地区，辽国绝不撒手，就是沿着黑龙江一带到长白山一带地区，这个地区主要生活着生女真人和五国部人，主产的物资有沙金、北珠、人参、鹿茸等，这还不是主要的，辽国之所以不能放弃这个地区，也不采取和亲羁縻的手段，一定要自己管辖，就是因为这里特产一种小型猎鹰——海东青。当时，辽国以捺钵的形式商议国家大事，放鹰(海东青)捕猎天鹅成为了一种必须的形式，具有了宗教的色彩，所以，辽国必须每年向生女真和五国部催讨海东青。为此，辽圣宗特意从上京开了一条催取海东青的“鹰路”。这条路虽然是为海东青所开，但是，鹰路一开，却直接促进了丝绸和貂皮、鹿茸、生金、人参、北珠的贸易，而这些都被带到宋辽边境的榷场，成为从宋朝换取物品的主要货物，乃至宋的铜钱也因此大量流入辽国，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鹰路”成了“丝路”——当时，只有这一条路，不是通过和亲而通达的。（王德恒）

作者：王德恒，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