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元时代始,就有“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马丹阳度脱刘行首.第二折》)之说,而这七件事之中,尤以盐是最不可或缺。盐,看似与香港毫无关系,但原来它也是香港昔日重要的物产。应对“急沙”的偏方香港属岭南地区,是新安县(原属东莞县,明万历年间新置新安县)治下。岭南气候既热且湿,人们在炎夏多以冰凉饮料解暑。清初粤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指:“岭南濒海之郡,土薄地卑,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蒸⋯⋯当夏时多饮凉洌,至秋冬必发痎疟。”意即到了冬天,人们往往因而感染疟疾。为了应付这种“风土病”,粤人就地取材,利用了当地土产——盐,作为治疗的药物。《广东新语》记载:如有“腹痛不堪,是曰急沙”的症状,粤人除会用“刮沙”治疗,也会“以炒盐沃清水饮之”,即是用炒过的盐巴混和清水饮用。
如此重要的物产,其中一个产地就在香港。香港位处岭南南部沿海地区,拥有极长的海岸线,十分适合经营盐田。盐田必须临海建设,而且当为“沙坦背风之港”(《广东新语》);意思是该处必须是沙土土质,并且有海风从港口吹进内陆。而这些条件也正正是香港所具备的。故此,香港昔日曾有着多个大大小小的盐场。新安四大盐场——官富盐场北宋,朝廷在“广南东路”设置十四个官办盐场,在东莞县境内就有“静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元丰九域志》)。“海南”在今日香港境内;“黄田”则部分在今日香港屯门一带。这些盐场在宋代已十分具有规模宏大,产出远销境外:“广州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安南军”(《宋史・食货志》)。到了南宋,朝廷更在香港专设屯门、官富盐场;其中,以官富盐场产量最丰。官富盐场位于今日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东部,即观塘、九龙城、油尖旺一带。今日维港东面入口——佛堂门天后古庙旁,仍然竖立着一块石碑。这块石碑是由南宋官富盐场盐官严益彰树立,见证了香港盐业曾经的繁荣。到了明代,官富盐场更跃升为新安县境内的四大盐场之一。据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当时新安县辖下有四大盐场,分别是东莞、归德、黄田和官富,而官富盐场的出产除本地自用外,更远销至广西一带。然而,花无百日红,随着“康熙迁界”事件,香港的盐业由盛转衰。“康熙迁界”是针对沿海居民的措施。政令一出,香港沿海盐场全部关闭,而本来仰赖香港盐产的地区也改为从其他盐场输入食盐。自此,香港盐业一蹶不振。复界以来,只有零星的盐场还在经营,而它们的出产也只是供本地腌制咸鱼之用,没有再见到大规模的出口。
|作者:叶德平博士,香港资深教育工作者,知名文化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常委,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高级讲师,中文、历史课程学术统筹,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