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争议人物”寇准
  • 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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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真宗景德元年,毕士安荐寇准为相,说: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臣所不如”。宋真宗心存疑虑,说:“闻其好刚使气。”毕士安于是为之申辩,说:“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故不为流俗所喜。”

  看来,寇准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议的焦点,乃是“好刚使气”。

  寇准的“好刚”,大概是“刚正不阿”,而不是“刚愎自用”。只要有利于社稷,他当说则说,当做则做,绝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甚至在皇上面前,也不忌讳。其实,早在宋真宗之前,他就已有数次使宋太宗不快,却依然秉性不改。毕士安将他的这种秉性称之为“忘身殉国”。在他看来,这正是寇准的可贵之处。

  寇准的“使气”,使的也是正气而不是邪气。用毕士安的话说,叫做“秉道疾邪”。例如,对于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拍马风,他就深恶痛绝,即使是拍他的马屁,他也十分讨厌。丁谓为寇准拂拭须上的羹汁,就受到其辛辣的嘲讽:“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如今与“拍马”同义的“溜须”之说,出典就在于此。

  寇准如此“好刚使气”,他之“不为流俗所喜”,原在情理之中,而那些未能摆脱流俗的人们非议以至排斥寇准,也就不足为怪。淳化四年,宋太宗忽然想起贬知青州的寇准,向左右近臣说:“寇准在青州乐乎?”这些近臣回答说:“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自纵酒,未知亦念陛下否?”他们忖度宋太宗又要召用寇准,没有一个为寇准说好话的。

  其实,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的心中,寇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物。宋太宗贬寇准,是因为寇准“好刚使气”;他又思念寇准,是因为寇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宋真宗终于起用寇准为相,是因为寇准“忘身殉国,秉道疾邪”;虽起用而又要嘱咐毕士安“当藉卿宿德镇之”,还是因为担心寇准的“好刚使气“。

  然而,流俗之所谓“好刚使气”,与毕士安之所谓“忘身殉国,秉道疾邪”,原是同一回事。可见,对于寇准此类的争议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争议的双方对事实的了解不同,而是对同一事实的好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类争议人物,倒也正像一杆秤,能够称出不少人的胸襟与格调。

  在仕途之上,寇准是“五起五落”了。

  宋太宗淳化二年,寇准为枢密副使,淳化四年,因虞多逊进谗罢知青州,此为“一起一落”;淳化五年,寇准为参知政事,两年后,即至道二年,因张洎“奏准诽谤”罢知郑州,此为“二起二落”;宋真宗景德元年,寇准因毕士安力荐而为同平章事,景德三年,因王钦若挑唆,而罢知陕州,此为“三起三落”;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荐寇准为枢密使,大中祥符八年,寇准因得罪了宠臣三司使林特而落职,此为“四起四落”;天禧三年,寇准复相,天禧四年六月因丁谓进谗而罢为太子太傅,7月贬知相州,8月贬为道州司马,此为“五起五落”。

  寇准之所以“五起五落”,还是因为他是个“争议人物”。换言之,落,是因为他的“好刚使气”,“不为流俗所喜”,起,是因为他的“忘身殉国,秉道疾邪”,为正直的人们所看重推崇。于是乎,他好像一架天平,随着两边法码轻重的变化而起落。

  先说他的“落”。寇准“五落”,与五个人直接有关,这五个人大致都是奸佞小人,有的如虞多逊、王钦若、丁谓在历史上还“佞”得有点知名度。或许有人会说,怎么小人都让寇准给碰上了?然而,官场上的小人就有那么多,对于“好刚使气”的寇准来说,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我想说的倒是丁谓与张洎,此二人原是寇准极力引荐而与他同列的。张洎奏寇准,是因为揣摩到宋太宗有点讨厌寇准,他要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免受寇准的连累;丁谓执意要将寇准一贬再贬,其仇恨的种子却是在寇准嘲讽他“溜须”时播下的。由此看来,在“天波府”保护忠良极富心计的寇准,是很缺乏一点“明哲保身”的心计的,毕士安说他“忘身殉国”,大概也包含着这一层。

  再说他的“起”。寇准落面能起,自然也有人全力支持,其中之一,就是上面说的毕士安。毕士安先寇准为相,他不像唐德宗时的卢杞那样推荐一个易受自己支配的关播与自己同列,却推荐了“善断大事”的寇准,而且直言自己不如寇准,这先得有坦荡磊落的胸怀:明知宋真宗对寇准有看法,既不察言观色,顺水推舟,也不唯唯诺诺,投其所好,却能据理力争,尽情地陈说自己的看法,这也得有一点勇气和骨气。“准既相,守正疾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宋真宗也想藉毕士安之“宿德”箝制寇准,毕士安却心如明镜,不为邪言所惑,“每每申辩”,终使“帝始不疑”,这更是一种高风亮节了。可以说,在寇准的使用问题上,毕士安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毕士安这一类正人君子的支持,寇准落而再起不易,即使落而再起了,想立稳脚跟也难。

  对于毕士安,我怀有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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