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范仲淹,谁的骨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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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两种人而已

  一般来说,一个人被贬了以后,会呈现两种姿态。

  第一种姿态是,彻底趴下了。即便以后站起来,也不敢再叫板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遥想唐朝,韩愈为了劝谏信佛的唐宪宗,呈上了一篇千古名文《论佛骨表》,痛骂佛教对唐朝的危害,更痛骂皇帝不务正业,只会信佛玩乐,等等。结果,这些义正词严的话,把唐宪宗惹怒了,这位皇帝大笔一挥,就把韩愈发配到潮州去了。

  史料记载,到了潮州后,韩愈立刻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反复陈述自己现在穷困潦倒的生活,并大吐苦水,说潮州的环境如何如何地恶劣,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地孱弱,等等。此外,韩愈还大肆吹捧唐宪宗,说他是唐朝最伟大的英明君主,没有之一,希望皇帝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跟自己计较,等等。

  可见,韩愈就是想通过摇尾乞怜的姿态,博得唐宪宗的同情,好离开这个蛮荒之地,重回富庶的京城。

  像韩愈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大家可以想象,历朝历代,甚至我们现在的身边,都有这种人。

  每当谈论国家或公司大事时,这种人都会慷慨激昂,好像真的有肩担道义的决心和勇气。可是,一旦被贬入地方或者是降职罚俸了,这些人就彻底了。他们会忘记自己的初衷,马上写一些凄凄惨惨戚戚、哀哀怨怨、催人泪下的东西,以博得上司的同情,好回到先前的位置上,重新获得失去的那一切。

  除了这种一旦被贬就彻底趴下的姿态外,另外一种则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会趴下,更不会认。

  范仲淹,就是这种人的杰出代表。

  史料记载,范仲淹在离京前,专门写了一篇千古名文《上资政晏侍郎书》,送给自己的老师晏殊,用来感谢他对自己的栽培、知遇之恩。

  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是这样告诉老师的:我范仲淹是一个“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的人,假如朝廷重用我,我会比今天干得更好,也不枉老师推荐我一场;假如老师喜欢那种“少言少过自全之士”的人,那么这种志于禄者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您又何必推荐我当官?

  可见,即使范仲淹被罢官了,也绝对不会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去苟且偷生、去叫苦求饶。

  在这篇《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范仲淹第一次向天下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并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

  这种思想,就是范仲淹津津乐道的“天下两种人”之说。

  史学家们认为,在痛骂晏殊时,范仲淹的这种思想,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中国的朝廷上面站着“两种人”。这两种人,可不是什么文臣、武将,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上划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两种人。

  对这两种人,范仲淹的定义是:一种是忠于道的人,称为忠臣,或曰“君子儒”;另一种是忠于禄的人,称为奸臣,或曰“犬儒”。

  范仲淹认为,忠于道的君子儒,是一群坚守孔孟之道的人,是一群相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的人。在这些君子儒心中,有一个永远需要捍卫的“道”。志于此道者,虽高居庙堂,也心系天下,为道统而活,守孔孟之道。志于此道的官员,更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来鞭笞自己,把自己当成天下的典范。“帝王师”们面对暴君、昏君时,会挺身而出、冒死直言,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规劝皇帝,而不顾忌自己的个人荣誉、身家性命。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也……志于此道者,此之谓也。

  反之,范仲淹认为,忠于禄的犬儒,是一群奸臣、小人。这是一群信奉“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有奶便是娘”,疯狂地痴迷着金钱的人。这是一群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们可能也懂君主之道,但他们宁愿抛弃所有的原则,匍匐在皇帝的脚下,一切以皇帝马首是瞻,毫无原则。只要皇帝给够他们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这些小人就能完成皇帝的一切“愿望”。至于皇帝的愿望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劳民伤财、是不是祸害国家,这些犬儒全都不管。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皇帝高兴,让自己挣钱,其他的东西,全都免谈。一切向钱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志于此道者,此之谓也。

  因为在朝廷上有这么两种人,所以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总结道:“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人,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耳。”

  可见,在范仲淹的眼中,志于道者为一党,志于禄者为一党。这也是他第一次,悟出一个崭新的词语——朋党。

  后来,朋党一词,困扰了整个北宋一朝,不仅摧毁了“庆历新政”,也把这个王朝推向了地狱的谷底。

  重回朝廷

  虽然被贬到了地方,但范仲淹根本没把贬职当回事。对于他这个君子儒而言,即使远离朝廷,也心系天下。

  这不,在河中府当通判期间,范仲淹接连上了《论职田不可罢》《奏减郡邑以平差役》《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等奏折,继续向朝廷谏言,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

  像这种帝王师的人才,自然不会被朝廷埋没,而会被宋仁宗重新委以重任。

  史料记载,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娥刚刚病逝,宋仁宗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清理朝廷,颁布自己的用人原则了。

  什么用人原则?凡是阿谀奉承、跟刘太后关系密切的官员,一个不要;凡是直言犯上、跟刘太后对着干的官员,全部加官。

  在这种背景下,宋仁宗自然想到了那个痛骂刘娥、逼太后归政的范仲淹,还有那个受连带责任,一起吃瓜落儿的晏殊。宋仁宗把他们召回朝廷,并委以重任。

  这里多说一句,晏殊当年被范仲淹连累,本以为永无出头之日了。万万没有想到,结果竟然沾了范仲淹的光,不仅风风光光地回到了朝廷,还成为副宰相。

  可见,晏殊的“命”,真不是一般的好,也不是一般的强!

  言归正传,范仲淹重新回京后,宋仁宗大笔一挥,授予了他一个左司谏之职。至此,范仲淹得到了一个实权,他准备甩开袖子、大干一场了。

  是的,他确确实实是大干了一场。

  当时,范仲淹刚刚回到朝廷,就跟当年的寇准一样,给皇帝狠狠地下了一剂猛药。其方式,让皇帝下不来台;其结果,让皇帝哭笑不得。而且,范仲淹比寇准狠,他不仅“折腾”皇帝一人,还彻底“得罪”了满朝文武,让所有官员心中憋屈无比、无法释怀。

  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一代发生了旱灾,当地老百姓食不果腹、苦不堪言。

  见百姓如此疾苦,范仲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奏请皇帝,毛遂自荐,去江南赈灾。

  虽然范仲淹有一颗救国救民的心,但皇帝刚刚亲政,正忙着筛选群臣,就把这件事情给耽误了。

  见自己的奏章石沉大海,范仲淹大怒。在一天早朝时,范仲淹持笏出列,厉声道:“请皇帝绝食半日,自省其身!”

  宋仁宗直接就蒙了,说我干什么缺德事了,就要自省其身?还要绝食半天,范仲淹你疯了不成?

  范仲淹怒斥道:“皇帝半日无法进食,就如此惊慌;江淮百姓已经数日没东西吃了,陛下为何不闻不问!”

  一听这话,宋仁宗悚然醒悟,立刻调集赈灾物资,并委派范仲淹前去赈灾。

  史料记载,范仲淹到达灾区后,立刻展现了自己长期治理地方的能力。在赈灾的开始阶段,范仲淹一不发放物资,二不开仓放粮,他首先亲自考察当地的各级官员。那些在赈灾过程中表现优秀的官员,都得到了提拔和奖励;那些在赈灾过程中无所作为甚至贪赃枉法的官员,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后,在细细地筛选了一遍这些官员后,范仲淹得到了一个高效、廉洁的赈灾团队,他这才开始赈灾。

  可想而知,有一个如此高效、廉洁的赈灾团队,范仲淹的赈灾过程顺利无比,甚至事半功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灾情,让江淮一代的百姓安居乐业。

  在赈灾期间,范仲淹也不忘未雨绸缪。为了防止灾情重新上演,范仲淹向朝廷进献了各种防灾的方案,这些方案包括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奖励耕作、精简政府机构,等等。对于范仲淹的这些建议,宋仁宗欣然接受,并下令通告全国,以此为鉴。

  对于范仲淹的这些举动和建议,宋仁宗很支持,但是,对于范仲淹带回来的“礼物”,宋仁宗就有点儿不理解,甚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赈灾结束后,范仲淹奉命回京。面见皇帝时,范仲淹除了汇报赈灾工作外,还带来了一件礼物——足足数麻袋的草根和树皮。

  对于这些东西,宋仁宗不甚理解。范仲淹就解释道:“启奏陛下,这些草根和树皮,都是当地灾民充饥的食物。臣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希望王公大臣们都能品尝一下,体验一下民间百姓的疾苦。”

  这个招数,够狠、够味……

  史料记载,听完范仲淹的话后,宋仁宗感慨颇深,他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第二天早朝时,宋仁宗下令,每一位大臣在下朝后,都要领一些草根和树皮回去充饥,并写一篇心得体会(太狠了)。

  可想而知,大臣们这个恨呀,但也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了。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京城的奢靡之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大臣们再也不敢奢侈攀比、铺张浪费了。

  单凭此事,范仲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必将扶摇直上,直冲九万里。

  除了会治理国家外,范仲淹还特别会做人。没过多久,范仲淹又干了一件漂亮的事情,让皇帝刮目相看,并增加了无数的好感。

  原来,刘娥病逝后,宋仁宗开始清理刘娥的余孽,好打造自己的政治班底。在这种清算运动中,文武百官人人自危,谁若不小心说了一句刘娥的好话,就有可能被当成太后的余党,被排挤、被清算了。

  对于官员这种人人自危的现象,范仲淹认为大可不必。毕竟大家都是混一口饭吃,当年在刘娥手下时,谁没说过刘娥一句好话。如今,因为这么一句恭维的话,就要被罢官,何必呢?

  于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范仲淹又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

  在一天早朝时,范仲淹启奏道,说刘娥垂帘听政时,自己说了她不少坏话,导致去地方待了好几年,但是今天,我得替刘太后说几句好话。范仲淹道:“刘太后生前,虽然有种种不好,但她有养育、辅佐君王的大恩。若无刘太后,陛下如何平安地长大成人?若无刘太后,陛下如何顺利登基?若无刘太后,天下怎么可能如此太平?因此,臣启奏陛下,请念及刘太后的恩情,不要再打扰刘太后的英灵了。”

  听完范仲淹的话后,宋仁宗百感交集,想到刘太后对自己的养育、辅佐之恩,宋仁宗立刻颁布了一道圣旨:“从今以后,再有上书诋毁、诽谤刘太后的官员,全部严惩不贷。”

  至此,范仲淹化解了这场朝廷危机。

  从此以后,官员们再也不会战战兢兢地上班了,也不会被刘娥的事无故牵连了。而通过这件事情,皇帝也修复了与母后的关系,获得了一个仁德之君的美名。

  通过这些“出彩”的事情,皇帝越来越器重范仲淹了。官员们也相信,凭借着皇帝对他的欣赏和喜爱,范仲淹的升迁之路将一帆风顺。假以时日,他必将位极人臣。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地荒诞不经。没过多久,因为一件事情,范仲淹就亲手摧毁了自己的良好形象,从一个皇帝信任、尊重、喜爱的大臣,一落千丈,变成了一个让皇帝讨厌、痛恨、仇视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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