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把王安石跟秦桧并列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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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懂的王安石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不会对王安石变法感到陌生。作为一个参加过高考的学生,更是对此深恶痛绝。

  为了考试,学生要将王安石变法的原因、背景、起因、经过、结果,以及保甲法、青苗法、差役法等的具体内容全部背诵下来,且烂熟于心。

  这样一圈下来,学生往往心力交瘁。同样,拜这种教育所赐,对于王安石这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烙下这样一个印记——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国著名的变法者。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反对压迫、提倡变法,却被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司马光等人打压,最终失败,等等。

  其实,大家可能想不到,王安石能够获得这么一个好形象,是近代的事情。在晚清前的800多年间,王安石一直是一个奸诈小人的形象,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罪臣、一个让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在北宋官员、百姓的眼中,若不是这个蓬头垢面、邋遢脏乱的人在执政时,与民争利、任用奸臣、打击忠义、胡乱变法,使得天下大乱,北宋何以灭亡!若没有这个“胡搞”的人,北宋何来靖康之耻!王安石跟童贯、蔡京一样,就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奸臣,万死不足抵其罪!

  对王安石这种负面的评价,北宋如此,南宋也是如此。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下令重新修编《神宗实录》。编纂细节就不说了,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把这场变法的名字改掉了。不再叫它熙丰变法了,而是直接称其为王安石变法。

  在历史中,宋神宗一共有两个年号,一个叫熙宁,另一个叫元丰,所以这个贯穿宋神宗一生的变法,就叫熙丰变法。但是,宋高宗这样一改,就是告诉世人:宋朝的这场亡国之祸,不是宋神宗的事,全是王安石惹的祸。

  南宋期间,朱熹读完王安石变法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大文人罗大经对王安石更是嗤之以鼻,称其为:“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整个宋朝有两个罪人,一个是王安石,导致国家分裂;另一个是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

  可想而知,在罗大经眼里,或者是在整个南宋文人的眼中,王安石的知名度这叫一个高,他可与秦桧齐名,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坏人、一个永载史册的大奸臣。

  即使到了明朝,对王安石的评价,也没有改变。

  明朝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三言二拍》,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的王安石。书中说,宋朝百姓喂牲口食物,都是这样叫唤:“啰啰啰,王岐公吃食;来来来,拗相公吃米。”

  那么,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对王安石的评价又这么高呢?这个转折点在哪里呢?

  这个转折点,在晚清;让王安石重见天日的人,就是梁启超。

  晚清时期,梁启超想变法图强、振兴大清。在构思变法时,他瞄上同样变法的王安石。梁启超非常敬佩王安石,他不仅写了一本《王安石传》,来纪念心目中的这位偶像,还送给了王安石一个极高的评语——“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

  这个评价实在是高,在中国的历史中,三代一般指的是“夏商周”。可见,梁启超的意思是说,在夏禹、商汤、周文王之后,天下只有这么一个“完人”!言下之意,什么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都比不过王安石。

  至此,在中国这位“悲剧英雄”的笔下,王安石完成了逆袭,获得崇高的评价了。

  后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一句“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话,让王安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一名伟大的改革家。

  再后来,拜媒体所赐,即使是不懂熙宁变法为何物,甚至连宋朝历史都不甚了解的中国人,也会知道王安石这个名字,并用“伟大”二字来称赞他。大家称其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改革家”等。

  其实,这种对王安石“先前无限诋毁、后来无限崇拜”的方式,确实值得商榷。

  如今,史学家们可以剥离所有人为的因素,开始客观地、从众多角度重新评价这位1000年前的大人物了。史学家们的评价,还原出一个完全真实的王安石。

  扑朔迷离的幼年故事

  综观中国的名人历史,每一个人都是从他幼年时期的“辉煌”开始的,王安石也无法脱俗。

  话虽如此,但是,没有一个名人的幼年记录,比王安石的更混乱。关于他幼年的辉煌记录,竟然出现了两个褒贬不一、互相矛盾的版本。

  先说好的版本。

  说王安石好话的人,就是那些“新党”成员,这些人视王安石为自己的偶像,极力称赞王安石,蔡京还“送”给王安石一个“獾子转世、天降大任”的故事。

  这是怎么回事?

  史料记载,王安石出生在今天的江西抚州。当时,那里经济不发达,野生动物遍地都是。趁人们不备,一些狐狸、獾子就会跑到人家里,偷吃东西。

  王安石的母亲临盆时,一只獾子跑到了产房,然后不见了。因为这个,王安石的父亲一高兴,就称这个孩子为獾郎了。

  本来,獾郎,就是一个小名,也没啥特殊的意义。但是,等他位高权重后,他身上所有的名称都变得有意义了。

  有一天,蔡京的儿子蔡绦与道士聊天,问了他一个问题:“舒国公为什么会绝后?”

  舒国公,指的是王安石。王安石一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王雱和次子王旁,俩人皆病逝。由于史料匮乏,王安石到底有没有后代,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姑且相信蔡绦的言论,说王安石绝后了。

  听完蔡绦的问题,那道士掐指一算,答道:“王介甫乃上天野狐转世,怎能有后代?”

  蔡绦听完后大吃一惊,回来询问父亲真伪。

  蔡京沉吟一会,道:“王公确实是神物转身。有一年,朝廷举行祭祀大典,按照惯例,文武百官要依次上台祭祀。当时,王公身为宰辅,第一个上台祭祀。祭祀结束后,一老道突然叫住王公,对其道:‘你莫非是那个獾郎?’王公问其为何知道自己乳名。道士道:‘大人位列仙班,我为何不知?’说完,老道把王安石的生辰八字、父祖的生辰八字,全部说了一遍。王公惊叹不已,故此,满朝文武都知道王公是‘獾子转世’了。”

  除了这个故事,蔡京还告诉儿子一件事:据说,蜀地有一个非常灵验的祠堂,读书人经过时,若风雨大作,这人必定中举;官员经过时,若风雨大作,这人必定官至宰相。后来,有一个官员带着下属祭拜祠堂,祭拜期间,突然风雨大作。见此,那个官员很高兴,认为自己必当宰相。孰料,一晃20年过去了,这个预言没有应验,官员就命人查看随行的官员名册。结果,那官员惊讶地发现,随同去的人中,竟然就有当朝首辅王安石。官员这才明白,当年那场大雨,是为王安石下的。

  蔡京说完后,蔡绦对这些故事惊叹不已,他到处传播,久而久之,大家就都知道王安石是“神物转世”,是一个奉命来到人间,拯救万民的“神仙”。

  当然,这种神话故事,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实,蔡京之所以这样“歌功颂德”王安石,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

  当时,蔡京因为拥护新法,才大权独揽,掌管朝廷(后面再说)。作为新党的魁首,如果不歌颂自己的“祖师爷”,蔡京说得过去吗?

  因此,歌颂王安石,给予他这些神乎其神的故事,就成为蔡京的使命了。

  当然了,新党歌颂王安石,旧党则诋毁王安石。在旧党书写的史书中,王安石则成为一个不堪入目的人了。

  再说坏的版本。

  根据旧党人物的描述,王安石幼年时曾在钟山读书。

  有一天,一个得道高僧看见了他,对其道:“先生面相了得,未来必成为帝国宰相。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还望先生慈悲为怀,不要干尽坏事,坏了祖宗的法制。”

  王安石哈哈一笑道:“高僧多虑了,我还没有考取功名,何来宰相之说?就算鄙人有幸当了宰相,那坏了祖宗的法制之事,绝对无从说起。”

  高僧听罢叹了一口气,不再言语,默默地离开了。

  后来,王安石“果然”当上了宰相,“果然”干了坏了祖宗的法制之事,高僧当年的预言也“果然”成真了。

  像这样诋毁王安石的野史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离奇、最胡说八道的一个,则是野史记载的王安石跟舅舅的一番对话。

  野史记载,王安石的舅舅饶氏是一个生意人,他见王安石的皮肤粗糙无比,如同蛇皮一样,就取笑道:“如此行货,尚能卖否?”

  一听此话,王安石怀恨在心,等考取进士后,王安石写诗一首送予舅舅,作为回击。

  王安石是这样写的:

  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龙鳞衣锦归。

  传语进言饶八舅,如今行货正当时!

  要知道,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他的诗词水平位于大宋帝国的巅峰,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堪称顶级,足以载入史册。

  作为这样的顶级文人,王安石根本不可能写出这种粗陋、低俗,类似于打油诗水准的诗词。上面那首诗中那股浓郁的暴发户气息,绝不是出自胸怀天下、锐利改革的王安石之手!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叫作《登飞来峰》。虽然写这首诗时,王安石不过是一个七品县令,但诗中那种不畏奸邪、不怕困扰的大气魄,已经溢于诗外。

  两首诗句一对比,孰真孰假,当下立判。

  实际上,对于王安石的诗句,文学大师张白山评价颇高,称其为“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色”。林语堂先生虽然讨厌王安石,但对其诗句也赞不绝口,称“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在诗词上的造诣,已经到了顶级的水准,就算是最讨厌他的人,也无法否认这件事情,更无法讨厌王安石的诗句。那么,既然无法讨厌王安石的诗句,那些旧党就会从其他方面下手,来玷污王安石了。

  这就是王安石的衣着。

  在旧党书写的史书中,他们称王安石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人,邋遢得天下皆知,让人忍无可忍。

  据说,王安石非常邋遢,在外当官期间,若夫人不在身边,他能整整一年不换衣服。不管衣服多脏、多破、多臭,王安石也能穿出去见人。

  王安石可以不在乎自己多脏、多臭,但是别人受不了。为了帮助王安石洗澡,每隔一段时间,他的朋友吴充和韩维就会拽他去洗澡。

  洗澡的时候,他们会准备一套新的衣服,把王安石臭烘烘的衣服拿走。王安石洗好后,也不知道这个衣物是新的,拿起来就穿,根本没有注意到衣服被人调包了。吴充和韩维称此举为“拆洗王安石”。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忍受邋遢的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就对王安石的邋遢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他甚至把王安石的这种邋遢,与国家安危、社稷稳定联系在一起了。

  为此,苏洵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苏洵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这些,天天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地生活,这个人就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其内心,就是一个奸邪狡诈的小人,就是一个危害国家、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之人。

  苏洵的这种说法,太偏激了。如果按照苏洵的标准,那么长相丑陋的晏婴、浑身是虱子的王猛,他们都有严重的问题了,哪怕他们是一代贤相,在苏洵笔下也是大奸大恶之人了。

  可见,苏洵的这种说法,确实值得商榷。

  史学家认为,苏洵这么说,完全是文人的思想在作祟。

  何为文人思想?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特点,把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强行跟国家的前途、江山社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危言耸听,唯恐天下不乱。

  王安石穿得邋遢,怎么了?你又不跟他生活在一起,熏着你了吗?他天天邋里邋遢的,就不会治理国家了吗?你天天衣冠楚楚的,也没……

  行笔至此,终有一结,王安石的那些好事、坏事的故事,就此打住,不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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