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如何整顿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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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史料,对汉宣帝刘询的评价可谓非常之高,他是西汉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另三位是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皆为赫赫有名的一代英主),而且从他本人所取得的历史成绩来考量,也一点也不逊色于另外三位出色先祖,甚至于有一些史家认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汉宣帝在位期间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正是他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改革经济、降服匈奴、大破西羌,始设西域都护府,结束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并首次

  这正是创造了“宣帝中兴”的刘询的威风之处,因为即使是打仗,汉宣帝也是很有两把刷子的,至少他在汉武帝长年累月强攻匈奴的基础上,完全控制了汉武时期也难染指的天山北路,让强悍的匈奴帝国完全臣服,这一点连好战的汉武帝也难做到(当然此中有汉武帝的功劳),他的治国本领甚至西汉大儒刘向也认为在文帝之上,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也。

  而汉宣帝的军事自信,当然是源于对内政整顿之后造就的经济大繁荣为后盾的。

  首先,就是整顿吏治,为经济繁荣造就了一批得力干部。

  前文我们也曾经提到过汉宣帝整顿吏治的方法。那就是加强制度建设、赏罚分明,对官员的考核动真格。而除此之外,汉宣帝还有一个稳定干部队伍的“必杀技”,那就是实行良吏“久任制”。

  所谓“久任制”,顾名思义,也就是官员长期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岗位担任固定职务(类似于日本很多大公司的终身雇佣用工制度),和现代用工劳动合同的固定工和合同工(轮换岗位)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某些历史专家考证,官员的久任制发韧于西汉初年,盛于西汉吏治最好的汉宣帝时期。从某种意义上,也折射裸露了西汉初期奉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在用人领域的密码,也是为了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少折腾的具体表现。

  关于这,汉初的几个赫赫有名的高官如萧何、陈平长期担任政府CEO(而有别于乱世时期如春秋战国多“空降兵”空降高管的做法)就略见一斑,及至“文景之治”,信奉“黄老哲学”的最高统治者更是不愿意好官挪窝,延为常规。以至于“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汉书?王嘉传》)

  这种稳定的吏治,不容易出现追求短期行为,也比较有归属感,所以干起革命工作来也是比较卖命。

  你想想,那些高管们以任所为家,甚至于自己的职位都成了自己的姓氏了,长大成人的子孙们也一同沾光,还不爱职位如爱家?所以人心浮动会很少,谁还会去恶意破坏自己的家呢?除非是傻子。

  原本,这一久官制度是草根天子刘邦本着“共享天下”的执政理念而大力推行的,刘邦本来就是一个宽厚仁爱的长者,也很有那么一点平民意识和开放心态,用现代潮语来表述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民主思想和平等思维,既然是和大家一同推翻暴秦取得天下的,那么自己也不能专美独吞,给功臣们按功行赏裂土封侯是很有必要的,不然就太不够意思了,刘邦从来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战争年代,正是因为他在官职和封土上的大方,正好与他的死对头项羽截然不同,所以才凭借着这两点战胜了看似不可战胜的“天下第一将”西楚霸王的。

  所以,一得到天下,他就给元老功臣们“太公分猪肉”,排排座、吃果果,人人有份的样子,甚至于连“王”这种至高无上的职位也能分给异姓,不可谓不出手阔绰,如果是项羽那是死活也不肯出手的。

  而且,对于特别信得过的人,刘邦不仅不吝啬高官厚禄,还让他们长期当官而不用挪窝,即使是丞相此种政府首脑也不例外,因此他的左右臂膀萧何、陈平分别为相长达13年与12年。至于此后的汉文帝、汉景帝也基本是取法“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连想要造反当皇帝的南越王赵佗,温和的汉文帝也客气地为其修祖坟,还以卑微的语气修书示好,让他安心做南越王,绝不展示仇恨和暴力。

  这种相对稳定的官吏任用制度的好处,正如某些史评家所云:“结果是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禁,秩序井然,吏风纯厚。”上不好折腾,底下人当然也会其乐融融地舒心过日子,谁还是天生的坏人不成?

  现在,我们要讲到此时正主刘询是如何把祖宗之法发扬光大的了。

  同为“草根天子”的汉宣帝刘询,在人生游历方面还颇有其先祖刘邦的风范,即使是在大力推行“久任制”方面,也是刘邦的忠实信徒。也正是他,把西汉初年的“久任制”大加完备,成为中华吏治与政治管理智慧的重大课题及重要分支。

  以下,我们综合一些历史资料对汉宣帝的“久任制”进行必要的介绍。

  首先,就是久任制量级和职级的扩大,可以说与汉初相比有一种“鸟枪换炮”的感觉,因为那是全方位大规模的实施,不仅政府总部,其他地方分公司的高管都全部实行了此种官吏任用制度,可谓是遍地开花。

  也就是说,汉宣帝不仅把这种稳定官场秩序效果很好的官吏任用制度,除了施行于朝中大臣,同时还重点把之扩大了郡国,尤其是郡守这种连结中央和县的承上启下单位高官,更是皇帝要重点铺开的一环。因为中央能否有效管治地方,这是最重要联结点,所以对于郡守的选任,汉宣帝特别下大力气,又是朝臣举荐又是亲自考核,详细考察官吏的个人品行和治政才能,一阵大考之后认为称职才会放心任用,慎之又慎。

  关于这,当时著名的良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

  龚遂曾是昌邑王刘贺的旧部,刘贺被废后,龚遂虽然没有被杀,却也从此被废“武功”,彻底弃用,直至爱才的汉宣帝召见,才于年逾古稀的时候迎来政治“第二春”。

  话说汉宣帝中期,渤海及邻郡一带发生了严重饥荒,年成不好,而面对民不聊生的局面,当地的官员不仅不组织赈灾救济,还乘机敲诈民财,中饱私囊。于是盗贼纷纷出现,没有活路的一些灾民揭竿而起,兴起义军,使整个地区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朝廷为了稳定局势,曾派几任太守去加以镇压,却效果甚微。

  正所以国难思良吏,正当汉宣帝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丞相和御史们突然想到了龚遂这个人,于是郑重向汉宣帝推荐,说此人可堪大任。作为汉废帝曾经的重臣,汉宣帝当然也早就耳闻龚遂是个人物,既然再也没有合适人选,那就是先考察一下,再任命其为渤海太守吧,死马当活马医了。

  而当个子矮小又年龄偏大(其时已经70多岁)的“弃臣” 龚遂,奉诏出现在求贤若渴的汉宣帝面前时,也曾经使一代英主首先陷入了一种“以貌取人”的尴尬境界,那情景绝对不会比秦穆公刚见到五羖大夫百里奚时好多少,总之一见到这其貌不扬、满头华发的糟老头,立马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表情,这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是不是在心中狠命地埋怨自己的大臣“乱点将”也只有问他自己才知道,这哪是我要的解一方之难的“男神“?简直就是和传说中的相差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啊,当然是先入为主非常轻视他。

  “因为渤海郡政事荒废,盗贼猖獗,一派紊乱,局面不可收拾,朕曾派几任太守去管治,都铩羽而归,没有压住局面。以老先生耆耋老年,打算如何治理好渤海郡让朕称心如意呢?”颇有修养的一代英主一上来就毫不客气地逼问龚遂,因为在他心中也早已把龚遂当成了一个滥竽充数的家伙。

  龚遂当然也知道自己的“硬件建设”(外形条件)有点惨不忍睹,不过对于自己的“软件建设”(政治智慧)还是颇为自信的,不然的话也不敢来趟这混水,那是要脑袋搬家的事也,没料的人哪敢博这一局,谁还有三头六臂不成?

  既然皇帝以貌取人拉下个黑脸在盘问自己,那么就先亮点看家本领给“狗眼看人低”的皇帝看看吧,争取改变他的不佳的“第一印象”,亮瞎他的眼再说。

  “渤海郡的事老夫也听说过一些,陛下派几任官员下去也无济于事,甚至局势更加不可收拾,陛下知道症结在哪吗?”龚遂一上来也不矫情兜圈子,也是直奔主题。

  “那你老的意思呢?”汉宣帝当然又把问题抛给了龚遂,不然的话找你来干嘛。

  “这个很简单,也就在于一个‘官’字。”龚遂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力,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这个倒是有点意思,此话怎讲?”聪明的汉宣帝立马忘记了龚遂的年龄,饶有兴趣地问道。

  “也就是说,渤海郡政事荒废、盗贼猖獗的根源正在于官,在于不惜民力还横征暴敛发国难财的恶官也。陛下也知道渤海郡地处海边距京城很是遥远,山高皇帝远的百姓当然不沾圣化,不循王道,而且还遭遇荒年,年成不好,食不果腹、饥寒交迫时,还被毫不体恤的官吏敲诈勒索,这就难免会兴兵作乱了,这是要争取生存权是也。仓禀不实何以知礼节呢?”龚遂直言不讳地说,一下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龚遂可谓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本来就爱民如子的汉宣帝一听到龚遂的应对,感觉还真是与众不同,颇有见地,立马刮目相看,不敢再门缝里看偏这糟老头子,于是恭敬地加以讨教。

  “其实要治理好渤海郡也不难,我只是想问陛下要臣用武力战胜他们,还是以仁德来教化、安抚他们呢?”龚遂轻描淡写地问汉宣帝。

  “朕既然选用贤良有才干的人去渤海,当然是要安抚百姓,恢复当地社会秩序了,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情,你尽管放心按你的主意去安抚他们。”汉宣帝忙不迭地说。

  “臣闻治乱民就好比理一团乱麻,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只能慢慢地理顺,还要有足够的耐心,何况民心工程又是一种综合性强的工程,要有多种治理配套措施,决不能一味以铁腕来治乱,那样会适得其反。基于此,我希望朝廷不要以过去的陈规旧法来约束我,管得过死。待我察看实际情况之后,再根据具体内容决定用何种最有效的办法来处理事情,而且不用呈报上级。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陛下信得过我,就给我最大的独立处分权,以免处处受掣肘,不能很好地让我以适当方式从事。”看到皇帝如此开明如此爱惜百姓,龚遂当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也毫无顾虑地大胆提出了看似有点过分的要求。

  反正汉宣帝也为如一团乱麻的渤海郡搔破了头,没有多少筹码的天子也只能无条件地爽快答应了,因为天子也觉得龚遂是一个有料之人,感觉正是自己所需要的治乱能臣也。不仅如此,皇帝还当即赐给龚遂黄金贡品,同时调遣随员车马供他前去上任。

  龚遂于是带着天子的殷切期望,老当益壮、意气风发地走马上任。

  当他乘坐驿车刚进入渤海地界,远远就看见郡中一干官员带着一批大小武士前来迎接履新的大守,要为其接风洗尘,顺便拍一拍上司的马屁。

  看到此种戒备森严的大排场,有点儿反感的龚遂立即挥手把他们都打发回去,然后向各属县十万火急地连发了两条布告。一条是迅速撤回向各县派出的捕捉盗贼的官兵,同时停止所有追捕盗贼的行动;另一条是各县从即日起,凡是手握锄头镰刀在田头耕作的人都是良民,不论以前他们是否参加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官府一律不再追究查问。只有那些经过劝导还拿着兵器死不悔改的才是盗贼,可立即拘捕。这一招既拉且打的方法猛啊,也很快就分化瓦解了貌似强大的反叛力量,很多人立马为了保命而金盆洗手,郡中的对抗局势开始和缓下来,因为谁又会放着好日子不过而做朝不保夕、随时横死的盗贼呢?那是官逼民反,死硬分子也毕竟是少数。

  总之,布告一发出,渤海郡的很多合伙抢劫的团伙当即散伙,丢下手中兵器,转而拿起锄头镰刀下田,盗贼开始销声匿迹,也很快呈现出了一派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

  而除了下两道布告平息了盗乱,为了恢复生产,龚遂到任后又很快出台了很多配套措施。

  比如说,他首先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其次,选用贤良俊才做地方官吏,安抚稳定百姓受惊多时的心;再次,就是严惩贪官污吏,还人民以一个朗朗乾坤。正因为吏治变好,地方治理形势也立马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因为两餐都不饱而铤而走险烧杀抢掠的人,也立马放下武器,立地成佛,纷纷拿起农具下田耕作,生产秩序开始走上正轨,社会秩序也就日趋安定。

  因为混乱的局势开始平静下来,这就为渤海郡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稳定环境。后来,高瞻远瞩的龚遂针对渤海人追求华而不实的奢侈风气,为了稳定农业生产,他还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带头过紧日子,大刮一股“勤俭节约风”。

  首先,作为父母官的他规定郡衙要大力减少公务车马,精简仆从,戒掉骄奢淫逸之风;其次,大走群众路线,官员也要亲务农桑。尤其是农忙时节,全部官吏都要下地劳动,不能翘起二郎腿做闲官。

  有心解决吃饭问题的龚遂,当然也不会忽略了鼓励当地人民从事耕作和养蚕种桑,可谓是“大养其猪”等土法都上阵了。他下令全郡官民不论男女老少,每人每年至少要种一棵榆树,五十丛葱,一百棵薤菜以及一畦韭菜。而且每家一年至少要养两头母猪,五只肥鸡。简直是量化到了苛刻的地步。

  除此之外,他还劝说佩刀带剑的人卖掉刀剑,叫他们用来买牛犊,还风趣地说:“家里有牛多好,为什么要把牛和犊佩带到身上呢?这多闹心啊!”总之,春夏农忙季节官府不允许人们不到田里耕作,秋冬收获季节也不忘督促人们管好收成,做好冬种,以及储藏好瓜果、菱角、鸡头米等过冬作物,反正一切要按规定办事。

  这此中最重要的是,他还大力抓好落实。政策一出台,年过古稀的龚遂便亲自带领官员们到郊外开荒种地,率先垂范。通过几年的勤奋劳作,渤海郡便一下子改变了鸡飞狗跳、赤地千里的混乱状态,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也日趋富裕殷实,手有积蓄,小日子过得美美的,犯罪以及要打官司的都没有了。

  龚遂也就这样略施小计,便摆平了乱如六国的渤海郡治安局面,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汉宣帝的招抚任务,成为了西汉著名的循吏,他的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广为传颂。

  后来,汉宣帝为了表彰他的政绩,甚至想让他位居公卿,因为年老体弱才罢休,但是他也一直做官到年近八旬才终老于任上,汉宣帝也轻而易举地贯彻了自己的久任制度。

  说完作为汉宣帝久任官制代表的龚遂(也是封建社会循吏的代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汉宣帝久任制的第二点,也就是对良吏的职位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轻易改任。

  这个龚遂就是一个样板,和他齐名并称“龚黄”的另一良吏黄霸也是一个代表。换句话说,所有治政有方、成绩卓著绝对有资格加官晋爵的(比如龚遂可以位列公卿),也不轻易升迁或改任,这个如果碰到修养不够的人,可能会为被生生剥夺高升机会而有微词,所以考虑到这一点,汉宣帝就加大了奖励力度,争取来个“堤内损失堤外补”,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重奖励。

  在这批久任官员中,汉宣帝尤其重视承上启下的郡守的绝对稳定。按照某些史学研究者的说法,认为这主要是地方高管郡太守“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而对于治理地方政绩卓著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也不外乎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双管齐下,一就是大幅增加绩效工资,或额外皇帝御赏,二就是增加政治荣誉感,除了颁发皇家荣誉勋章或奖状对模范进行嘉奖勉励,个别政绩特别突出的甚至还可以拜爵至关内侯,虽然是个虚衔,工资水平有的甚至于达到了国家级领导人的额度,这就大大刺激他们留守地方的积极性,增加“为官一方,造福万民”的责任感,就因为此种政治名誉与经济效益的有效挂钩。

  比如胶东相王成,据史载,因为其在“考绩”中“治有异等”,安抚了大量流民,为国家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于是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其工资待遇提为“中二千石”,皇帝还不吝赐个关内侯的爵位给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于是君臣双方也皆大欢喜。

  另外一位与龚遂齐名的名臣黄霸,还曾因为附和大儒长信少府夏侯胜反对汉宣帝为汉武帝配享庙乐(其时黄霸官居丞相长史),而被判处死刑。爱才的汉宣帝没有杀他,先是任用其为扬州刺史,后又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期间,励精图治,一心为公,任用良吏大力恢复生产,郡中一时大治。于是,汉宣帝高兴之余,下诏大加称扬,也像给王成的待遇一样“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在此,我们把关注点放到“中二千石”的概念上。因为按照汉例,郡太守的工资待遇高者为“二千石”,而低者甚至可至“八百石”,王成、黄霸因为政绩突出实际享受了“中二千石”的俸禄,这个收入水平正与朝廷九卿持平,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地方官吏,却可享受中央大员的工资待遇。

  这个当然就很有说服力,因为官可封侯,工资又是国家级领导水平,虽然实际职务没有升迁,却给足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最大保障,而且对于亲信近臣,还能“至于子孙,终不改易。”这样当然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汉书?宣帝纪》)。所以地方官也乐于在地方奋斗,大家都安于本职工作,结果也当然是保证吏治的改善,“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序》)。

  再者,久任制最关键的一点,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说:“就是要培养担任这个职务的高管必须有责任。它把家族的兴衰和所在的职务联系的很紧密,并建立了严格的赏罚制度。”因为要长期成为当地的父母官,大家一荣俱荣、一损失俱损,干得好就名利双收,荫及子孙后代。如果干得不好,甚至于贪赃枉法,那么就祸及整个家族,大家一齐完蛋,脸都丢光了。

  所以,家族的兴旺已经捆绑到了地区的兴旺,所以干起事来也特别卖力,因为明摆着这也是自己的“家事”,当然是责任心很强,不再是来做政治镀金混日子的样子,太守们的那份干劲就别提了,当然是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下死劲为国为家多做贡献。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比较完善的谏官制度和监察体系,也顺利保证和监管了整个“久任制”的完美进行。

  就比如说当时最著名的太守之一黄霸,这个曾用妯娌抱孩子手势智断富户孩子归属的大能人,不仅安于本职工作,努力抓好吏治,连官员下乡在路旁吃饭被鸟儿抢去猪肉都明察秋毫,大家当然也只能一心为公,不敢弄虚作假。而且黄霸也极力爱护廉洁官员,自觉维护久任制。

  据史载,当时的许县丞年老,还有耳病,和别的官员谈话都有点困难,于是督邮以年老体弱为名要让其解甲归田,这个当然也是说得过去,但是极力想维护官吏队伍稳定的黄霸却不同意。

  “许县丞虽然年老耳背,做大事有点不太灵光,不过他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廉洁官员,即使干不了大事,我想做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还是绰绰有余,小小耳病有什么妨碍呢?我们就好好待他吧,别让那些贤人为此凉了心。”黄霸说。

  这事后来还成了一时谈资,因为延用一个有明显缺点的官员,不管出于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有点不能服人的副作用,还有胆大的人问黄太守为什么要力挺“廉颇老矣”的许县丞?你猜他是如何回答的?

  黄霸当然也知道挽留许县丞的利弊,不过他这样做,当然也是有其的充足理由,那就是自觉维护汉宣帝的官吏久任制,也可以说是利大于弊也。

  黄霸认为,虽然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员流动也是情理之中,不过如果频繁地更换长吏,那么势必在辞旧迎新之时增加交接班的费用,甚至于奸诈的官员还可以趁机弄虚作假制造假帐,以便浑水摸鱼窃取公家的财产,这样一来就大大地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得不偿失,属于典型的劳民伤财行为。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重要的是,干部队伍都讲个稳定和磨合,换了新的,又要有一段的适应期,还不保证新官吏一定是良吏,如果新的不如旧的,有时可能还因为配合问题产生摩擦,由此极容易造成混乱局面,造成地方政局的动荡。基于此,黄霸便极力赞成和维护干部的久任制。而且黄霸还大力推行教化,主张仁政,一改武帝末年的酷吏统治格局,少用刑罚,还着力培养长期稳定工作的官员。故“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见《汉书•本传》)。

  总之,黄霸和龚遂作为封建社会循吏的代表,一直是汉宣帝时代久任制的最亮丽旗帜和最大发现,也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以至于在地方任上光芒四射的黄霸,后来一路凯歌升为京兆尹、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直至位极人臣的丞相,还因为久任地方做不惯京官,而闹出了“长於治民而不善为朝政,任丞相时多不称意”的大笑话,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郁郁而终,始料不及。

  从这方面来观照,汉代官吏“久任制”能得以实施,加强地方良吏建设保持社会稳定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国家总体局势的兴衰也与官吏“久任制”紧密相连(尽管很多史学研究者认为“短任制更有利于维护古代帝王家天下和中央集权的利益”)。

  以至于西汉后期,面对国势的衰败和吏治的混乱,“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的丞相王嘉,还煞有介事地上疏汉哀帝,要求恢复汉宣帝时期的比较成功的官吏“久任制”,他认为这是改善当时十分混乱的吏治的最有效方法。因为面对频繁变动的地方官员职务,“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正如黄霸所指出的,不仅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还能造成官员的短期效应,只为眼前利益而蝇营狗苟,损公肥私,甚至于是雁过拔毛,没有形成长期机制,郡守、国相安定地方的威权也早已荡然无存、败坏殆尽了(《汉书?王嘉传》)。

  王嘉的观点,点中了官吏调动频繁的时弊,也透露出了官员“久任制”的成功密码。

  所以,官员“久任制”的这一显而易见的功效,也成为了几千年中华管理智慧和中国古代吏治的重要课题,一直到现在还有借鉴作用。

  因为按照历史观察者的观点,实施官吏“久任制”,至少有四大好处: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官场短期效应,淡化眼前利益和近期政绩,有利于官员养成实干作风和远大志向,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性,进而形成一揽子的长效机制;二是最大限度减少官员的投机甚至于捞一把的心理,从而造成为求快速升迁而弄虚作假、编造政绩的官场积弊,败坏吏治。这个正如东汉光武帝时大臣朱浮上书所说“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一样道理;三是久任制容易使官员产生利益捆绑机制,从而花大力气搞好治所管理,爱民如子,熟悉业务,成为“地方通”和“内行型”管理者,不做“一锤子买卖”;四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员轮任的开支,节约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

  当然,事物都有正反面,换句话说凡事有利就有弊,汉代的官员久任制也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制度,它只是一种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比较成熟和实用的人事制度而已,而且久任也很容易产生骄傲自满的惰性,以及利用政绩“占山为王”的弊病,有的还凭籍自己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乱,威胁中央政府,造成政局的动荡。

  这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说之久任制的五个弊端:“其一,在职务、职权不变的前提之下,如何使得政绩优异者的努力和贡献得到彰显,对其本人有激励、有回报,对其他人有刺激;其二,‘久任’制如何运作,才能在维持官僚体系稳定的前提之下,有效避免官场惰习的形成,使得优异者有机会脱颖而出;其三,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官员普遍实行‘久任’制,那就意味着在上下级之间可能结成官僚利益共同体;其四,高级地方长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结成地域性官僚集团,形成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潜在威胁;其五,高级军事长官可能变国家军队为私属性武装力量,演变为叛乱与混战。……”

  基于以上观点,所以古代最高统治者除了做好吏治监察,强化激励机制(汉宣帝的“玺书褒奖”、“增秩赐金”就很得分)之外,还特别注重对地方高级将领的监督和任期调整问题,不然的话出乱子是迟早的事,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淮南王之乱”就是很好的例子。或许现代也有大军区司令对调的考量,基于同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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