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如何管好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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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帝是史上有数的有为皇帝,在位期间施行了很多仁政、德政。比如说,比较重视民生的汉文帝除了注重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还大力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的人,同时严格约束自己的亲属。

  他曾以皇帝诏文的形式,下令八十岁以上者,每月赐给米、肉、酒若干;而九十岁以上的老人,额外再赐予帛和絮。同时,为了把这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皇帝还责令各县的县令要亲自检查,并由县丞或县尉送米上门;发现不按诏书办理者,由监察部门严办,决不姑息。

  在大行仁政的同时,汉文帝也大力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比如有想拍皇帝马屁的好事者,曾向皇帝进献过良种千里马。保持清醒头脑的汉文帝却不领情,他说:“天子出行,前呼后拥,鸾旗先导,属车护卫,安全为上。最重要的是,朕平时有事出行,几乎行程都不超过五十里;而率军出行,每日甚至只走三十里,以这样的行程,要匹千里马何用?想让我狂奔到千里之外啊?笑话一桩。”

  说完,作为一种训诫,以及杜绝此类荒唐事再次发生,于是汉文帝把马还给了进献者,甚至于周到地为其垫支旅费,接着下诏道:“从今往后,朕不接受任何进贡之物,全国各地也不必前来京城进献了。”

  除了励精图治,汉文帝还特别强调内省,注意个人修养,比如当时凑巧发生日食,在科学不是太发达的古代,这样的奇异天象,很容易使统治者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暗示,说重一点,就是天谴,代表上天牧民的天子就会感到是自己没有治理好天下,有为皇帝还会自省自己出了问题,比如汉文帝。

  反正,一遇到日食,汉文帝就下诏书说:“现在上天都对我们有点意见了,大家也都要反省一下,是哪做得不好出了问题,也好向天帝交待一下,人在做,天在看啊,这话一点不假。所以,我也要做个检讨,大家也都要认真思考和指出我的过失及做不到的,请众爱卿畅所欲言,敞开胸怀,拿出具体措施,好好帮助我管理好国家。比如说向朝廷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善谏的人,以端正我的治国方略,弥补我治国智力上的不足。”然后分派能臣,减轻徭役赋税,赈济百姓。除此之外,还罢废了卫将军,同时朝廷只留下少量马匹(够用即可),其余的全部下拨给各地驿站使用。

  而且,汉文帝还加强了对亲属的管理。话说汉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当时在宫中经常与皇后并坐,地位相当尊贵,也彰显了皇帝的隆恩。

  对于这个明显有违规定的排位,皇帝重臣袁盎颇有微词,所以等到她们再一起到郎官府衙就坐时,聪明的袁盎就有意把得宠的慎夫人的坐席排在下位,不再与后宫之首的皇后平起平坐,从而把扭曲了的制度执行给纠正过来。

  这一明显的怠慢,让皇上红人慎夫人十分恼怒,袁盎你这小子是不是吃豹子胆了?连皇帝的宠妃也敢玩,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看我如何收拾你,慎夫人顿时气得花容失色。

  总之,正在气头上的慎夫人,好说歹说都不肯入座,想矮化我,没门,先问问没有我就茶饭不思的皇帝答应不答应。

  见到自己宠幸的女人受了委屈,连皇帝也感到面子有点挂不住了,这让我情何以堪?所以文帝非常不悦,然后怒不可遏随即站起来,拂袖而去,返回宫中以示抗议。

  袁盎算是当时比较得皇帝宠信的人,也很敢言。于是借此突发事件,力谏文帝说:“臣听说朝中尊卑次序严明,才能上下和睦,各安天命。我的意思是,既然陛下已经册立了皇后,而皇后又是后宫之首,应坐上位,而作为妾的慎夫人怎么能与后宫主人同席而坐呢!我知道陛下宠幸慎夫人,但是你现在的这种放任做法,并不是真正的爱她,而是害她啊。陛下难道忘记先帝戚夫人变成‘人彘’的悲剧了吗?”这袁盎还真会来事,历史可能也学得很好,知道什么叫做现身说法,经过如此很有历史感的一番谏言“点拨”(前车之鉴也),不算是很固执的汉文帝倒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很快就醒悟,思想也立马转过弯来,同时召来自己此时最爱的女人慎夫人,一五一十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知道袁盎不是有意难为她,而是设身处地为她着想,所以也不使小性子了,还赐给他黄金五十斤以示感谢,皆大欢喜,效果好得不得了。

  不仅是对自己宠幸的女人,即使是亲儿子他也不骄纵,当时有关官员按照规定请求汉文帝立诸皇子为诸侯王。为了平抑和缓解其他皇室子弟怨气,表示自己“一碗水端平”,一视同仁,他还先人后己地下诏,先立赵幽王的小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立朱虚侯刘章(灭诸吕功臣)为城阳王,以及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做完了这些事,然后皇帝才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果然是有肚量之人。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作为封建皇帝的汉文帝,还为了最大限度开放言路,继续大力贯彻“清静无为”思想,还罕有废除了“诽谤罪”和“妖言罪”,不因言入罪,不大兴“文字狱”,让臣民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指出皇帝过错,可谓是比较有民主思想的古代皇帝,能做到这一点的,基本上都是明君无疑。

  史载,当时汉文帝下诏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资治通鉴》卷13)

  大意就是说,古代明君治理天下时,朝廷设有鼓励献计献策进善言的旌旗,树有书写批评朝政的木柱,目的也就是为了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鼓励臣民踊跃前来进谏。不过现在我们的法律条文中,还有‘诽谤罪’和‘妖言罪’,这就使得群臣不敢放开来,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也无从得知自己有怎样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能之士到朝廷来效力呢!故此请废除这些罪名吧!

  除了废除恶法,汉文帝为了确立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还罕有地亲自率领群臣从事农业耕种,以身作则下地劳动,以证实重农不是说说而已,是有实际行动的,为此当年还免除了老百姓的一半田租。

  趁着皇帝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当口,有忧国忧民之心的臣子当然会不失时机地力谏皇帝了,其中颍阴侯(灌婴)的骑从贾山上书皇帝最有代表性。

  由于奏文太长,我们还是删繁就简讲讲贾山的主要观点吧。

  贾山认为,因为君主位高权重,握有生杀予夺之柄,所以大家都心存悸惧,即使是明君愿意接受臣下的批评意见,要大家畅所欲言加以力谏,很多臣子仍然惧怕而不敢将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更加不要说是不愿听到别人意见、唯我独尊的昏君暴君啦,如此君主肯定听不到别人对他的过失的批评和规劝,说错了还不知道,等于是抓瞎,这样国家就危险了。

  接下来,贾山又以史为鉴(果然都是历朝历代劝谏上司的经典套路),历数了周和秦的兴衰成败,尤其是重点讲到了秦朝的横征暴敛、歌舞升平,以及不顾人民死活而速亡的历史事实。对皇帝说这些,当然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要汉文帝吸取教训,不要学秦始皇那么傲慢无礼,只听那些歌功颂德的好听声音,以为手里有枪有炮,就可以江山永固,传之万世,殊不知却因自己的贪玩好游、骄奢淫逸而让宗庙毁灭了。

  究其原因,就在于他自己听不进批评意见,也没有人敢告知他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朝中没有了辅佐的大臣,正直官员全被驱逐或诛杀,唯有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无耻小人谄谀逢迎、大肆吹捧秦始皇的德政高于尧舜,功业超过商汤和周武,而实际上抗争连连,天下已将土崩瓦解,却没有人告知失道寡助的秦始皇,还以为是天下形势一片大好呢。

  有了必要的铺垫,贾山就能很好地联系实际说到汉文帝的事了。

  贾山说,陛下现在命令天下人荐举贤良方正的人士,天下人也都之为而欢欣鼓舞,而且四方贤才也开始聚集朝廷,听从陛下调遣了,不过也只是听皇帝您消遣,做些于民没多少益处的射猎而已,于朝政无补也。陛下自即位以来,勤勤恳恳,励精图治,与民休息,厚养天下,法治公允,刑罚宽缓,受到了百姓的爱戴。天下人莫不喜悦,都拥护朝廷的政令,也是您施行仁德教化取得了成功。不过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陛下就渐渐露出懈怠之心,甚至于只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每天射猎,击兔捉狐,不再把心思用在施行仁政上,这和秦始皇的行为有什么区别?我担心你将成为下一个秦始皇也,这正是我私下为陛下感到痛惜的事情!所以,我建议陛下罢射猎,保持大臣们的品格和节操,提高品行修养,尽心为国办事,如果能做到“游娱不失乐,朝会不失礼”,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文帝一听,如醍醐灌顶,因为贾山说得很在理,于是也十分乐意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明君风采啊。

  总之,汉文帝这位20出头就上位的有为皇帝(难怪他曾那么欣赏同是青年才俊的贾谊,大家都是海派传奇作家张爱玲式“出名趁早”一类人也),他的减租轻徭的力度是封建皇帝中出了名的,尤其是汉文帝“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也就是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开创性意义,也彰显了他深入人心的伟大“民本思想”。

  据说汉文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注重简朴、最励行节约的皇帝之一,连自己穿的都是粗布烂衫,甚至于为了减轻长安人民的负担,要将太子送归封邑。而且为了增强国力,切实减轻农民过重负担,汉文帝还采用了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也就是公开“卖官鬻爵”(还是公开招标性质的),不是为了敛财狠赚一笔,而是聚集社会游资来充实边防军粮,让农民缓过一点劲(据说西汉初年读书人的仕途大致有三条,其中一条就是自备干粮“带资上班”的郎官),这确实是很有想像力的措施,有这么勤政爱民的皇帝,治世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正因为汉文帝以其谦和礼让、宽厚仁爱而出名(难怪司马迁和班固两大史学家都异口同声盛赞汉文帝“仁哉!”),这样的宅心仁厚,古之少有,当然会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民众也比较拥护政府,国家治理也会是井井有条,大家“仓廪实而知礼节”,汉文帝的这种很人性化的温和治理模式,颇得当时和后来的人们的交口称誉,视为楷模,甚至于后来造汉朝的反的赤眉军,居然对汉皇帝刘恒十分尊崇,顶礼膜拜的款式,即使是他们攻占长安后,破坏了所有西汉皇陵,而只有汉文帝的陵墓得以幸免,受到有效保护,确实也印证了“仁爱无敌”的箴言。

  更重要的是,汉文帝还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皇帝,除了他的弄臣邓通(或男宠),他比较放任以外。所谓的“脏唐臭汉”,汉朝也是一个“基情四射”的年代,反正这家伙帮皇帝吸过腐烂的伤口,很亲密,你也知道强大而有才的贾谊为什么败给他了,这家伙既可铸钱又能探矿,富可敌国(最后却像相士预见的那样沦为乞丐),文帝很迁就他,却可以勒令自己犯了罪的舅父自杀,令人不胜嘘唏。

  据史载,文帝的舅父薄昭因杀了朝廷的使者,罪当诛。其时答应贾谊“凡大臣有罪,都让他自杀,不加逮捕施以严酷刑罚。”(多么富于创新性的“高层退出机制)故汉文帝也不忍心以严刑杀他,而是以最“温柔”的人性关怀叫公卿大臣去他家与他喝酒,顺便规劝他自行了断,薄昭却还不想死,不肯自杀,荣华富贵等着他享用呢,直到皇帝外甥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去哭丧,薄昭才死不瞑目地自杀了。

  这简直是王朝执法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一项创举,这也太逗了。

  还真是威力无比的“温柔革命”也。为了这个古代最有创意精神的温情脉脉“杀人法”,后世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呢(文帝就是这样别具一格的人)。

  比如说,被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的李德裕,也认为汉文帝的执法简直是有点“矫枉过正”,因为这明显违背人伦:虽然是明断,却有损于仁义道德。为了用有效的论据支撑自己的论点,饱读诗书的李德裕还引经据典地说,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慨叹:见舅父如见母亲。何况当时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尚在,她只有薄昭这么一个相依为命的弟弟,舅父对文帝也不错,文帝却处心积虑地要自己的舅父自杀,这个说轻了是不孝顺母亲,说重了是禽兽不如,没有一点人性。

  对此,历史猛人司马光却不敢苟同,他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也就是说,法律作为治天下的公器,就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亲疏贵贱而有所偏颇,破坏法律的公平和严肃性,这样一视同仁,才能使天下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刑律,就是皇帝的舅父也如此,才能显出法律的权威性。

  所以看似是汉文帝执法甚严,其实还是对亲属管理不够,如果薄昭是谦谦长者,或者皇帝对他有足够的约束力,他也不至于以为是皇亲国戚就能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这当然是有点“狗仗人势”的味道,自以为有人撑腰就可以胡作非为。如果文帝还因为他是国亲还轻饶了他,那么与后来的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有何不同?魏文帝曾盛赞汉文帝是有德之人,却在杀薄昭上话中有话地说:“对舅父一家,皇帝只要能让他们安享富贵就够了,不应给太大的权力去干预朝政,最后骄纵的结果犯了死罪,也只能按法律论处了。”这当然是讽刺汉文帝不能有效管理外戚,害得舅父薄昭因私心膨胀而被勒令自杀,这笔账就应该计到英明的汉文帝头上,如果不想薄太后伤心,当初就应该谨慎行事,严加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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