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尊儒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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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创造多个第一的历史猛人,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多重建树,在文化上也不遑多让,建树颇多。一般来说,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在统一思想、设立大学发展教育、成立文化机构和大力开展文化活动等都有不俗表现。

  历来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分家,甚至于是“连体婴儿”,因为三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而且作为铁腕治国的强力皇帝汉武帝,既然推行了政治、经济的大一统,那么文化也绝对是与此匹配的大一统,不然的话就会是“瘸腿马”,会走得不顺畅甚至于是步履蹒跚,联想到现代的政经和文化改革,如果不配套,那么也只能是“营养不良”的空想,很容易先天不足而招致失败。

  闲话少说,现在我们就先切入汉武帝的文化频道。

  我们也知道,汉武帝的文化大一统是首先从思想领域强力介入的,说白了就是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统江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因为随着西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要统一思想也有了必要和可能。随着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造就的经济和军事的极盛,西汉前期盛行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经和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的有为政治不相适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文化生态和宽松政治经济环境,越来越成为中央集权政体的障碍,甚至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这正如大儒董仲舒所说,要一统天下,只能有一个主义,一种思想。不然人多嘴杂,各自为政,老百姓不知听谁的好,政令不统一就容易造成混乱,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出于巩固专制统治,他慷慨激昂地对铁血皇帝汉武帝献计:“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也就是不是六艺之列不符合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说得文言点,就是他的那个著名的“独尊儒术“的主张,说白了就是要用孔子学说来统一思想,以便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成国人的思想改造。

  正为思想杂乱无章而无比苦恼的汉武帝一听,如醍醐灌顶。想想,儒家强调的仁政思想经过改造,更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于是,汉武帝立马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也轻而易举实现了思想的统一,从此确立了最核心的文化国策和根本纲领。

  那么,以下我们先来表一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能顺利出笼的具体历史背景。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能顺利实施,这个基本上是政治转型的需要,所以也必须要进行文化转型,也就是配合政治改革的需要,思想也必须要跟上来。前文也说了,针对汉初放任自流的经济和文化生态,有心一统江湖的强力皇帝汉武大帝急需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体来支撑对外用兵和对内兴作,以减少不必要的掣肘。于是雄心勃勃又好大喜功的他向社会贤达与学界精英连下三道策问,史曰:“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时势造英雄啊,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由此横空出世,脱颖而出,也该知时而进的老董发达一回啦。

  话说公元前135年,汉初黄老之政最后的“坚强堡垒”窦太后(汉文帝皇后,汉武帝的祖母)适时地死去,上台几年也总是遭到“垂帘听政”的少年皇帝汉武帝,也终于适时有了政坛的话事权。

  于是,想烧旺三把火确立自己权威的汉武帝便迫不及待地在祖母仙逝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下诏招集百余贤良文学人士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策对,欲闻大道之要是也。

  可惜,可能是此前的政治和文化生态的“前摄抑制”效应吧,很多贤良文学人士根本就没有敏锐嗅到天子要搞“新政”搞搞新意思的异味,所以在策论中也根本就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来。直至看到以研究《春秋》出名的大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就是根据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以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学说,提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说白了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才使想一统江湖的汉武帝眼前一亮,这多切题啊,简直就是朕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先知先觉也,寡人要的就是这个了。

  这回,董仲舒想不发达都不行了,谁叫他正好“撞到枪口”上了呢?总之,想一统天下、加强集权的汉武帝十分赏识董仲舒的对策,于是被汉武帝爽快地采纳,史称“崇儒更化”,也正式确立了国家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了却了一桩心愿,众里寻它千百度是也,被后世的史家称之为“中国专制君权须臾不离的通灵宝玉”。

  而关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理论,有如下几个要点:一就是强调“大一统”,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说白了就是加强中央专制主义皇权;二就是强调“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既然君权是上天授予的,那么屁民就应该懂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知道自己被统治被奴役的“名分”,从此以后堂而皇之地确立了封建统治的秩序,也为皇权政治找到了“理论依据”;三就是强调德政,主张教化,实行“王道”,并极力宣扬“人性论”,从思想上严格控制人民言行,制造“顺民”;四就是强调封建“纲常伦理”,即著名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什么的。

  三纲五常后来也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观念。

  总之,董仲舒自从汉武帝上台以来,就积极推销他的“大一统思想”。而大一统的核心教义,当然就是一切权力属于天子。他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既然如此,那么天下臣民包括称霸一方的诸侯都必须要听命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子是裁决万事的终结者,正所谓“春秋繁露,皆出圣恩。”

  既然要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力,那么思想和文化也必须是与此匹配的“大一统”,不然的话就难以树立绝对权威。因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法推行威权。故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人间正道。这样的话,和汉武帝当时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好吻合,哪有不采纳的道理。

  当然,相当霸道又相当灵活的汉武帝也不是一条道走到黑,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政治需要调整自己的施政纲领。

  比如说,汉武帝所推崇的儒术,并不是说不是儒家学说就全盘否掉,因为通过重新包装的儒术,已经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学派的观点,正所谓历史学家所说的“儒表法里”,认为实用主义的他只是利用儒学统一思想而已,很多实际运作同时采用法术、刑名互为表里,也就是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紧密结合,形成“霸王道杂之”,手腕相当老辣,充分印证了这位伟大皇帝的巨大政治能量。

  事实上,汉武帝正是看到了儒家学说对加强皇权的巨大威力,才受到诱惑改弦更张的。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言:“儒学通过理论修补,使传统的宗法制度更加完备;崇尚‘仁政’,对统治者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大道’理论使政治理论神学化;提倡‘和’的精神,贴近‘人情’;‘中庸’学说较适合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因此把具有强大维稳引擎的儒家“大一统”理论作为政治统治之华丽之“表”,对加强领导权和防止分裂都具有不可限量的威力。

  于是,汉武帝尊儒之谜底昭然若揭。

  基于儒家学说如此显而易见的政治功能,汉武帝旋即实施了强力的“尊儒”措施。一是罢黜刑名,独尊儒术;二是在长安设立太学(古代大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官,同时为五经博士置弟子,用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地主子弟,确认儒学经典作为官学,大力提高儒学地位,扩充儒家势力。后来各郡也开始设立学校(乡学)传授儒家经书,势力大增;三是议立明堂,彰显教化;四是大力任用儒吏,并把之提到吏治原则上,选官必须以儒学教育背景为标准,把“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治理念细化到可操作性的程度,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总之,通过有条不紊的强力措施,汉武帝的思想大一统也逐渐有序地得到确立和落实。

  对于汉武帝的思想大一统,历来聚讼纷纭,褒贬不一。有历史分析家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统思想有利有弊。利的是能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形成了大国民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认同感,由此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大一统,基本保持了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对加强领导权和防止分裂上都具有不可限量的威力,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牢不可破“正统政权”的思想基础,有效地防止或修补了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让国家长治久安;弊就是在儒家“和”、“稳”的中庸学说主导下,逐渐窒息了中华文化的思维空间和创造力,在儒家正统思想里打转,亦步亦趋,陷入了新的教条主义,文化最终走向了极度保守和虚无,也导致了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的不思进取,容易走向腐败的一面,中国多次的王朝变更就是此种腐朽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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