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为何辞官?
  • 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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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王羲之的辞官归结为他执着而不圆通的书生气不为官场所容,原是我多年前从清代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的一段话中引出来的结论。我那时还认为,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比起王羲之,或许是要圆通得多的”。话虽然没有说死,在我的潜意识中,却以为让王羲之受王述的领导与管辖,乃是贤与不肖的倒置,于是遂有王羲之的“耻居其下”及“谢病归”。

  多接触一些史料,方知王羲之辞官的原因与我之推论尚有不少出入。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以母丧居会稽郡境数年,代他出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只是吊丧时去过一次,再也没有登王述的家门,以至王述多次洒扫庭院空候,这使王述“深以为恨”。王述日后升任扬州刺史,王羲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以免受扬州刺史王述之节制,因“行人失辞”,成为当时官场上的一个笑柄。王述“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王羲之自己没有出面,他的下属偏偏又“疲于简对”,于是“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凡此种种可见,导致王羲之辞官的是他的那种性高气傲的性格弱点,也与他的“官念”比较淡漠有关。

  于是反思此前的认识偏差,深感知人论世之不可者有二。

  不可望文生义。《越中杂识》中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上疏争之,多见从纳。尝遗书殷浩,止其北伐;上书谢安,谏其清淡。众皆韪之。后王述为扬州刺吏,羲之耻居其下,谢病归”。这话原由《晋书》王羲之本传简缩而来,以至《晋书》说的“上书谢安”(当时谢安尚未出仕)也照录不误。因为是“简缩”,其中的许多弯曲也都被“简缩”掉了,上下文之间未必都有必然联系。只看这段文字就望文生义,从他的“疏”、“谏”、“争”、“止”使“众皆韪之”,去推导其辞官的原因,也就难免有偏。

  不可先入为主。根据《晋书》王述本传之记载,王述并非附炎趋势看风使舵的“圆通”之人。他年轻时王导风头正劲,“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王述却为此“正色”,说是“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致使王导“改容谢之”;王述也不是无能之辈。他的为官,《晋书》仅以八字为评,叫做“莅政清肃,终日无事”。这“终日无事”是以“莅政清肃”为前提的,并非游手好闲。然而,因为书圣王羲之“做官也做得相当不错”的正面形象先在自己脑中占了优势,就难得去想他的性格弱点,更不会去想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也有他的操守与业绩。

  客观地说,王羲之敢于为民请命直抒己见值得称颂;有王羲之这种执着而不圆通之秉性的人也往往为官场所不容。然而,王羲之辞官,却与此并不相干。执着而不圆通与褊狭而不宽容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执着而不圆通的,有时也会褊狭而不宽容,这也是“一块硬币两个面”。不能将此二者混为一谈,不能将性格的弱点也当作优点去欣赏去坚持去揄扬。同是执着而不圆通的好官之间,有时候也会弄得势不两立,此中起作用的恰恰是褊狭而不宽容。王羲之的看不起王述,便当属后者。王述因此而“深以为恨”,也有这种褊狭而不宽容的因素。他在赴扬州任刺史前“周行(会稽)郡界”,却没有这样的气度去向王羲之辞行,要不,他们之间或许也会尽释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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