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创建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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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的思想大一统,

  据史载,太学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代。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太学,而太学的建立,也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正式确立。

  因为既然要推行儒家思想,就要官办儒学教育,太学由此应运而生。而当时的太学,据说只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科书,其他各家学说通通不开讲,这样一来就需要儒学大师来当教授,因此而设立《五经》博士,而且只有研习儒学《五经》才有当博士官的资格,其他的诸子百家博士官一律不用。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配套工程,汉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也就是兴办乡学,全都规定教授儒经,由学成的博士弟子员“优与授官”。经此一役,天下仕人改弦更张,一心向儒,蔚然成风。

  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说:“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因为这显然是在实践封建社会那最经典的“学而优则仕”理念,把兴办教育与选官制度强行捆绑,如果没有儒家经典护身,那么连官场的晋身之道也被封死了,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到后来,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大家都趋之若鹜,史曰:“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千余名儒家大师应运而生,冲的就是那最诱人的功名利禄。

  果然是那句经典哲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有了办学的动力与压力,也就是封建朝廷必须能有效控制中央集权垂直式的各级官僚机构,就必须用儒学大一统兴办的太学和乡学,作为一种统一的官员生产流水线作业,培养一批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武装头脑,并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官人,以便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官学也成为生死攸关的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所在,于是太学的产生,便成为了汉武帝首先要解决的人才培养配套工程,加大思想禁锢,也有效解决了吏治问题,可谓是一石二鸟,手段不是一般的老辣。

  据说,太学的兴办,有两个历史人物功不可没,首当其冲当然是儒学大师董仲舒,他可谓是总设计师;而另一个呢,就是阴人很有一套的公孙弘(此人兼治儒法两家)。

  这两人都曾是把《公羊春秋》学得十分到家的大学者,唯一的不同是一个动嘴一个动手,一个献策于前,一个以丞相之职实施在后。一个司理论提出,一个付之实践,配合得天衣无缝。太学从无到有,他们居功至伟,是开拓型人物。

  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同理,太学的兴办和发展也符合这种通用性的发展模式。

  史料显示,汉代太学初创时期规模很小,大概和现在的乡村小学的规模大致相等,只有几个教师(经学博士)和几十个学生(博士弟子),和乡村私塾差不多,万事开头难啊。加上汉武时期穷兵黩武让财政十分吃紧,学校拨款更是捉襟见肘,所以学校是办起来了,但却发展比较缓慢,直到“昭宣中兴”,国力强盛,教育事业中兴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汉宣帝有心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因此太学也有了“枯木逢春”之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据称汉昭帝时有一百太学生,而到了汉宣帝时期则增至二百人。西汉末年虽然王朝衰败,而太学生数目却不断增多。“王莽新政”期间还扩建太学,增设博士。到了东汉时期,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幻,太学都保持一定的发展。到了汉质帝时,太学生还曾高达三万人,且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由此有教育专家认为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也不知此种推断是否科学,至少太学生的数目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汉武时代太学不是很兴盛,属于初创时期,但他的开创意义却是最难能可贵的,而且教师少、学生少并不预示着汉武帝无事可做,事实上汉武帝对推动汉朝文化的发展功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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