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156－236），字子布，彭城（治今江苏徐州）人。三国时期吴国重臣，著名政治家。官至辅吴将军，谥曰文侯。兄：张弘。子：张承，张休。

　　张昭的历史评价
　　　　
　　陈寿：①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从容闾巷，养老而已，以此明权之不及策也。②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
　　
　　孙权：①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②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③使张公在坐，彼（蜀臣）不折则废，安复自夸乎？④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
　　
　　《江表传》：昭忠謇亮直，有大臣节。
　　
　　裴松之：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籓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王朗：张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
　　
　　习凿齿：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且秦穆违谏，卒霸西戎，晋文暂怒，终成大业。遗誓以悔过见录，狐偃无怨绝之辞，君臣道泰，上下俱荣。今权悔往之非而求昭，后益回虑降心，不远而复，是其善也。昭为人臣，不度权得道，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
　　
　　演义传记
　　
　　张昭，好学善书，是当时的著名人物，于汉末避乱江东。孙策在江东创业时，辟张昭为长史，以管仲视之。孙策临终时，将孙权托付于张昭、周瑜，遗言“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瑾”。张昭性格严肃，对孙权多有直谏。赤壁之战之际，张昭主降，孙权深感失望。孙权称帝后，张昭被封为娄侯，数年后病逝。
　　
　　历史传记
　　
　　张昭少时好学，博览群书。二十岁时拒绝应试孝廉而与名士王朗等人讨论时事，深受陈琳赏识。结交推荐诸葛瑾等人才。东汉末年张昭避乱扬州。孙策举事时，张昭出任长史、抚军中郎将。孙策器重张昭，有关文武之事均由张昭办理。孙策死时将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则尽力辅佐孙权，迅速稳定了民心士气。张昭敢于直言谏议，曾因违背孙权意愿而一度不让他朝见。孙权称帝之后，张昭因年老多病而辞官，著有《论语注》。嘉禾五年（236），张昭去世。孙权素服吊唁。
　　
　　论张昭序昭这个人，是三国历史上值得研究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孙策托孤之恩，为东吴政权的草创、建立、稳定都做出过突出贡献，孙策把张昭看作是“谋主”，“待以师友之礼”；孙权尊称他为“张公”、“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待遇尤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张昭在东吴政权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陈寿称赞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另一方面，张昭又被孙权讽刺“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弄的这个名满天下的东吴重臣“大惭，伏地流汗”；屡次和孙权发生冲突，甚至到了“土塞其门”、“烧其门”的地步；七、八十岁的年纪还要受到诸葛恪这个后生晚辈的戏弄；虽然是众望所归，但是却一直做不了丞相一职，最后只能是“上还官位及所统领……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这又体现出张昭最后的结局是个悲剧。
　　
　　两朝元老、名满天下的张昭，为什么一生中的命运竟然如此变化、反复呢？本文结合相关的历史记载和专家、学者的论述，以求寻找其中的答案。
　　
　　一
　　
　　张昭（156年---236年），字子布，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早年十分好学，少年时就博览群书，同琅邪赵昱、东海王朗等人在当地很有名气。弱冠之时被州郡察举为孝廉，但是张昭并没有接受，反而和王朗等人一起公开讨论君王避讳的事情，并和当时的汝南主簿应劭展开笔墨之争，得到州里名士陈琳等人的称赞，由此名气大振。徐州刺史陶谦举荐张昭为茂才，张昭还是不去。估计是张昭在这个过程中处理的不好，弄得陶谦以为张昭是看不起自己，一气之下就把张昭给抓了起来，幸好由于赵昱等人的极力营救，张昭才得以释放。但是直到张昭被孙策纳入麾下的十几年时间，张昭一直是隐身于山野之间，并没有在仕途方面进行发展。这和当时纷乱的局势及清流名士的风气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张昭的性格应该说已经基本定型。这也就是后来陈寿在《三国志·张昭传》中所提到的：“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这种性格对于张昭一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汉代末年，天下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见《三国志·张昭传》”。这个时候，正是曹操东征徐州的时候，为了躲避战火，张昭和母亲一起离开了故乡，来到江东。不久，他被东吴的第一代创始人孙策招至麾下，从此走上了后汉三国的历史舞台。这个时间，最迟也在兴平四年（公元194年）以后，张昭的年龄已经超过38岁了。
　　
　　二
　　
　　前面提到，徐州刺史陶谦举荐张昭，而张昭是置之不理，为什么孙策能够获得张昭的青睐呢？这个问题在史料中没有提到。不过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猜测。陶谦举荐张昭，张昭因为不买帐
　　
　　[1]而被陶谦给抓了，但是到陶谦死后，张昭还专门写了一篇祭文来悼念他。其文曰：
　　
　　猗欤使君，君侯将军，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赖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宁。唯帝念绩，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启土溧阳。遂升上将，受号安东，将平世难，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丧覆失恃，民知困穷。曾不旬日，五郡溃崩，哀我人斯，将谁仰凭？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呜呼哀哉！从这段祭文的内容分析，张昭对于陶谦管制徐州时期的功绩还是比较欣赏和敬佩的。同时对后来徐州局势的混乱充满了悲伤和愤怒，说明张昭对于天下太平、“遗爱于民”、“甘棠是均”充满了憧憬。这也就为日后加入孙策阵营埋下了伏笔。这也就好象后来的诸葛亮，不是不想入仕，而是在等待时机。而一心想平定江东的孙策也基本上符合张昭的入仕条件。《三国志·孙策传》记载，孙策之前在江东时，“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同传注引《江表传》载：“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声誉发闻。有周瑜者，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闻，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劝策徙居舒，策从之。”这都说明孙策在当时已经有良好的名声。后来孙策进兵江东，又是“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而孙策本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所以张昭能够放下架子，倾心于孙策。而孙策为了能够彻彻底底地征服张昭，也用了不少的办法。
　　
　　第一.委以重任。《三国志·张昭传》云：“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孙策传》云：“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
　　
　　第二.以私交巩固关系。《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书》云：“（孙策）待（张昭）以师友之礼”；《三国志·孙策传》云：“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
　　
　　应该说孙策的这两个举动对张昭这个已近四十的中年人来说是用心良苦，而且是很有成效的。为感谢孙策的知遇之恩，张昭亦是尽心尽力，为东吴政权的草创立下了功劳。
　　
　　《三国志·陆绩传》云：
　　
　　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这说明张昭参与了孙策在江东一系列战役的策划工作。
　　
　　《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书》云：
　　
　　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后黄巾贼起，昭讨平之。权征合肥，命昭别讨匡琦，又督领诸将，攻破豫章贼率周凤等于南城。自此希复将帅，常在左右，为谋谟臣。”虽然这是在孙权掌权时期张昭带兵征战的例子，但是联想到此时孙权手下已经是战将众多，基本上不用张昭带兵，因此可以推测：张昭很可能在孙策时期就有带兵上阵的经验。
　　
　　对于张昭在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何焯曾经在《义门读书记》中根据《三国志·孙策传》的相关记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伯符以勇锐摧破繇、朗，然能系属士民，修其政理，遂创霸图，以子布三四公之助。
　　
　　正是因为张昭对于孙策及其东吴政权的草创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对于孙策的耿耿忠心，孙策对张昭亦是非常信任。所以才会在临终之时，托孤于张昭，让张昭辅佐自己的弟弟孙权。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病亡。临终之时对江东未来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的安排。《三国志·孙策传》云：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知卿。
　　
　　而在《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历》中更是说：
　　
　　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这两段话的意思综合起来，就是确立孙权继承自己事业，同时鼓励张昭尽心辅佐孙权。这就充分说明了孙策对张昭的信任。而张昭也不负所托，积极辅佐孙权。
　　
　　三
　　
　　孙权掌权时，江东的形势非常的复杂。《三国志·吴主传》中提到：
　　
　　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这个记载只是说出了当时孙权面临的外部问题，而政权的内部也是危机重重。《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中提到：
　　
　　初策表用李术为庐江太守，策亡之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
　　
　　不仅如此，在孙家的宗室之中也有人意图作乱。《三国志·孙辅传》注引《典略》载：
　　
　　辅恐权不能保守江东，因权出行东冶，乃遣人赍书呼曹公。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吴书》云：
　　
　　策薨，权统事。定武中郎将暠，策之从兄也，屯乌程，整帅吏士，欲取会稽。会稽闻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谕暠（同传注引《会稽典录》载：“载翻说暠曰：‘讨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翻已与一郡吏士，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惟执事图之。’于是暠退。”都说明孙暠此时的行为意图叛乱）。
　　
　　面对内忧外困，孙权果断采取行动，稳定江东局势。在这其中，张昭居功至伟。首先，张昭利用自己在江东崇高的声望和显赫的地位，一心一意辅助孙权顺利继承孙策的事业。这一段时间张昭的踪迹随处可见。《三国志·张昭传》中提到：
　　
　　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0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谓权曰……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三国志·周瑜传》：“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
　　
　　《三国志·朱治传》：“权年十五，治举为孝廉。后策薨，治与张昭等共尊奉权。”
　　
　　《三国志·程普传》：“裙策薨，与张昭等共辅孙权，遂周旋三郡，平讨不服。”
　　
　　《三国志·董袭传》：“瘢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
　　
　　正是由于张昭的不懈努力，方能团结东吴大部分文武，才使得孙权得以顺利地继承孙策的事业。
　　
　　其次，吸收和安抚宾旅寄寓之士。《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辩亡论》提到：
　　
　　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
　　
　　关于这一点，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提到：“孙权也力求缓解与宾旅寄寓之士之间的紧张关系，团结他们以巩固在江东的统治。这样，在孙策时蛰不出的许多宾客也归心孙权。张昭、周瑜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对于张昭在这个时期的作用，王永平认为：“孙权即位之初，作为孙策首席顾命大臣，张昭成为孙氏政权的主心骨。正因为如此，孙权对张昭十分尊重……可见当时（孙吴）的倚重及其作用之显著（见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一书）。”
　　
　　根据以上史料的记载和学者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此时的张昭如日中天，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了。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张昭并没有延续这个良好的势头，而是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
　　
　　四说来也奇怪，从张昭辅佐孙权之初的这四项举措之后，史料中记载张昭的事迹基本上都变成了张昭与孙权、周瑜、甘宁等人的冲突上了。先来看看在东吴建国前的几段材料：
　　
　　1.《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这次分歧应该说孙权同张昭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初步争论没有达成共识，最后只好将孙权的母亲------也就是后人俗称的吴国太给搬了出来，才拿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遂不送质”。
　　
　　2.《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
　　
　　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臣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拮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鲁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权叹息曰：“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
　　
　　这两个记载，后世的评论较多，大都认为张昭是不想走军阀割据的道路。南北朝裴松之就认为：
　　
　　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籓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
　　
　　这种观点也为现代一些学者所赞同。王永平在《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一书也认为：
　　
　　张昭以为孙权在舆论、实力两方面都无法与曹操相比。其中在舆论上，曹操“托名汉相”，“动以朝廷为辞”，对张昭等人具有极大的心理征服力。作为儒学名士，张昭等人深受名节观念的熏染，东汉王朝虽然名存实亡，但其名分依然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有商榷之处。为了说明更加清楚地说明笔者的观点，先来看看几个资料。
　　
　　1.《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书》：
　　
　　策闻之，欢笑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2.《三国志·甘宁传》：
　　
　　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
　　
　　在这两段记载中，孙策把张昭比喻成了管仲，而甘宁又把张昭说成是萧何，这也就分别把孙策和孙权比喻成了春秋霸主齐桓公和汉高祖刘邦。明显地说明：在东吴内部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想称王称霸。而首先要做的，正如孙策在托孤时所说的“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再下一步就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这不是赤裸裸地说出了孙吴日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吗？这时已经是年过四十的张昭会看不出来吗？！既然已经看到了，自己又积极地投身其中，难道不是对这种既定国策的支持和肯定吗？既然是支持和肯定，那又怎么会突然之间又改变主意了，这未免有些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把张昭这个四十多岁的东吴首席谋士当成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了。再者说，孙策征战江东之时，所对付的大都是由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有的还是素有清名的良吏，如果张昭心里想的是所谓的“名分”，那以他的个性，倒不如投靠这些人来对付孙策这个无名无份的反贼。其实，在东汉末年的局面下，很多文人、名士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东汉王朝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因此才会纷纷投身到各个割据势力之中一显身手，为的就是为自己闯出一条新的实现理想的道路。而这些人大都清楚：实现这种理想基本上是以东汉朝廷的灭亡、新的王朝兴起为代价的。士人的这种思想观念在《三国志》的诸多传记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笔者认为：张昭在这两个事件中的态度，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张昭在分析了曹、孙之间的力量对比后，错误的认为一旦双方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东吴是必败无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昭不具备周瑜、鲁肃那样的军事战略眼光，应付一些象之前孙策、孙权对付的草寇、反叛者之流还凑合，但是缺乏应付这种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大战役所必须具有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所以才导致出现这样的致命失误。同时张昭也因为这些错误的分析和判断，逐渐在东吴的政坛上失去了以前“谋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周瑜、鲁肃等人。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很多学术专着和论文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不过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在这个时期内，张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由于他之前所做出的贡献，孙权也没有怎么亏待他。在其他势力的眼中，张昭依然是东吴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在东吴的士人眼中，张昭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五
　　
　　孙权被封吴王及称帝这一段时间，张昭的境遇没有得到什么改变。这其间有关张昭的事迹大概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参与一些政务并提供建议和意见。这里面最大的事情和政权中丞相官职的人选有
　　
　　《三国志·张昭传》云：
　　
　　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寮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两次机会都被孙权亲自给否决了。这对张昭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最终张昭也没有象诸葛亮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吴头号谋士。基本上游离于核心阶层之外。不过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上，张昭还是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虽然这时的孙权对张昭已经是若即若离。《三国志·顾雍传》云：
　　
　　权尝咨问得失，张昭因陈听采闻，颇以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损。权默然，顾问雍曰：“君以为何如？”雍对曰：“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于是权乃议狱轻刑。
　　
　　这个记载说明：虽然张昭的意见没有被孙权采纳，但是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力，还是通过顾雍的口实现了自己的主张。
　　
　　另外，在对于公孙渊的问题上，张昭也是言辞激烈，和孙权发生激烈的冲突。《三国志·张昭传》云：讨权以公孙渊称籓，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昭谏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权与相反复，昭意弥切。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昭熟视权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渊果杀弥、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姑且不论这件事情最后谁对谁错，但是也足以看出此时的张昭虽然年事已高，且不在核心之中，但是仍然在发挥“余热”。拳拳爱吴之心可略见一斑。
　　
　　第二.参加朝会和一些朝臣的聚会。在这方面可以说使得张昭受尽了捉弄。首先是孙权对张昭的挖苦。《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了一个令张昭颜面皆无的故事：
　　
　　（孙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另外在同传注引《江表传》中还说了一个故事（虽然也有人认为是和上面已提到的故事在同一时间发生，但是笔者认为也未必，也不是没有可能是在不同时间发生的）：
　　
　　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我们回过头想想张昭之前“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那正气凛然的样子和孙权“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的言语，从中不难体会出张昭此时此刻的屈辱之情：一代名士、曾经的江东“谋主”、孙权的“师傅”，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如此侮辱，岂不令张昭充满了郁闷和悲伤？更令张昭难堪的是，孙权还在朝臣面前诋毁自己，使得张昭的政治声誉受到了严重打击。《三国志·张昭传》注引《江表传》云：
　　
　　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节，权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盖以昔驳周瑜、鲁肃等议为非也。
　　
　　经过在朝会上、丞相人选的安排上、政务的参与上所遭受的种种挫折、打击，已经年过七十的张昭逐渐淡出东吴的政坛，最终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张昭走完了他漫长而复杂多变的人生道路，与世长辞。张昭死后，“权素服临吊，谥曰文侯。六
　　
　　综观张昭八十余年的兴衰荣辱，都是同孙氏兄弟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在孙策的手下是那么的如鱼得水，而到了孙权的手底下却是逐渐走下坡路呢？历来的分析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在《三国志·孙翊传》注引《典略》中所说的：“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史料中原本的记载就没有说清楚张昭和孙翊是什么关系，仅仅评这一句话就认为孙权因此而迁怒于张昭，太过牵强了。而且孙权当政以后，张昭尽心尽力，并无二心，而且孙翊年纪轻轻，二十一岁就死了，对孙权也不会再有什么威胁。再者，孙权对张昭还是非常尊重的（这个问题下面再详谈），如果是因此而嫉恨张昭，那在他的昏庸的晚年，随便找个理由也会要了张昭的老命。又何必还来了个“掷刀致地，与昭对泣”那么麻烦呢？因此，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个观点认为：由于张昭在“委质于曹”和在赤壁之战时力主投降，在战略思想上和孙权发生冲突，导致后期的失宠、冷落。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只能说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未能一窥全貌。张昭虽然在战略方面的水平欠佳，但是在其它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由于一、二个缺点就被孙权全盘否定，似乎不是全盛时期孙权的作风。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我们试用现代人总结出来的为人处世的经验来分析张昭。现在的人常说：心态决定一切。这句话可以说也是经过几千年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很有一些道理。我们先来看看张昭前后心态的变化。
　　
　　当张昭被孙策招致麾下以后，张昭的性格是小心谨慎、非常稳重的。《三国志·张昭传》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书疏，专归美于昭，昭欲嘿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
　　
　　虽然在孙策的手下贵为“谋主”，但是张昭依然是小心谨慎，说明他原本的性格就不是象后来对孙权那样跋扈。是什么原因使得张昭在孙策面前如此慎重呢？原因在前面已经提过，孙策的个人魅力和知遇之恩深深打动了张昭，使得张昭死心塌地为孙氏家族贡献一生，应该说这个时候张昭的心态还是很正常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孙权继位以后，张昭才会尽心尽力，全力辅佐。但是，由于身受托孤之恩，张昭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孙权的面前，张昭的胆子却是越来越大，话也是越来越多，《三国志·张昭传》中几个记载就可以看出张昭心态变化的蛛丝马迹：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
　　
　　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遂罢酒。
　　
　　第一个事实还能说是为了孙权的个人安危，但这第二个例子却实在是有些过分。君主邀请群臣把酒言欢，原本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个张昭却有点不看地点、不分场合，随着自己的性子，当众职责孙权，让孙权怎么下的了台？为什么张昭会如此呢？张昭自己的话就可以证明一切：
　　
　　1.“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使泯没之后，有可称述，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不图复蒙引见，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三国志·张昭传》）
　　
　　2.“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於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同上）这两段话认真分析，就可以体会出张昭的那种“顾命大臣”的优越感。正是因为这种优越感的心态，所以才把张昭自己给束缚住了。在张昭的心里，他就象是孙权的“仲父”，孙权就是自己的一个孩子，需要自己经常提醒、督促，这样才能完成孙策的遗愿，确保孙权不至于偏离自己所定下的作为君主的标准。一旦出现张昭自己认为不对的地方，张昭动辄以“遗诏顾命之言”来震住孙权，逼其改正。但是张昭没有想到：刚刚继位的孙权的确需要有自己这么一位经验丰富的“师傅”进行辅导，但等到孙权羽翼丰满，正待一展抱负的时候，张昭没有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完成角色的转换，从师傅重新变成下属。其结果正如孙权自己在称帝后还在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一开始孙权还是忍让，但是到最后终于是忍无可忍。针对这种情况，习凿齿就曾经说过：张昭于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谏不从则奉身而退，身苟不绝，何忿怼之有？且秦穆违谏，卒霸西戎，晋文暂怒，终成大业。遗誓以悔过见录，狐偃无怨绝之辞，君臣道泰，上下俱荣。今权悔往之非而求昭，后益回虑降心，不远而复，是其善也。昭为人臣，不度权得道，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北极星书
　　
　　这话一语中地、切中要害，说出了张昭失宠的根本原因是由张昭自己造成的。虽然满腹经纶，但是由于自己的心态发生扭曲，造成孙权的不满，加上张昭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失策，最终才会失去在东吴的谋主地位，郁郁而终。
　　
　　陈寿在评论张昭的时候说：“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以严见惮，以高见外，既不处宰相，又不登师保，从容闾巷，养老而已，以此明权之不及策也。”这话实在有点偏颇。关于张昭后期不被重用的理由，前面已经说过，这里附带说说所谓的“权之不及策”，笔者认为这也不对。要说孙权对张昭还是挺尊重的。前面提到孙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还是顾念旧情的。虽然张昭被排除出核心圈子，但是张昭还是一意孤行，孙权就曾经愤怒地表示：“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尽管如此，孙权还是给张昭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也是张昭擅长的工作。《三国志·孙登传》载：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为太子做师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也看出孙权对张昭的重视。众所周知，晚年的孙权昏庸无道、多疑滥杀，很多年富力强的朝廷重臣被孙权借故迫害致死，而孙权惟独放过了张昭这个数怒龙颜、固执己见的臣子。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讲，如果任何一个管理者面对这样的一个属下，处理方式只能是一个：炒鱿鱼，只有孙权不离不弃，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权也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虽然不重用张昭，但始终以礼相待，就算有时怒不可遏，事后也是主动赔礼道歉。在对待张昭的问题上，更多的是体现出孙权的一种豁达与大度，这也算是张昭不幸中的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