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以曹丕的方式灭亡了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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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自公元25年至220年)196年间,真正意义上的都城只有洛阳。公元191年董卓焚毁洛阳,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长安“被”首都。196年董卓死,汉献帝逃回洛阳。此时洛阳已残破不堪,而迎接他的另一股政治势力的法人代表——曹操的中心在许昌,因此,汉献帝又被挟持到许昌。许昌也“被”首都一次。后曹操又把汉献帝带回洛阳。此间,洛阳的都城面貌已毁。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洛阳的宫室才又得以重建。此后,洛阳又做了曹魏45年(自220年至265年)的都城。然后,代魏的晋从司马炎称帝到羯族的石勒攻破洛阳,晋皇帝逃亡,晋朝共有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和晋愍帝司马邺四个皇帝都洛阳,共51年。曹魏和西晋相加有96年的都城纪录,加上东汉的196年(实际只有161年),洛阳自东汉至西晋的都城纪录共计292年。期间,都城位置在一个地方,规模相差无几,因此,在考古上统称为“汉魏故城”。

  东汉王朝的晚年不幸演义了东周晚年的历史。从董卓进入洛阳的190年,东汉已经名存实亡。此后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8年后(198年)爆发了官渡之战,18年后(208年)又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然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东汉的汉献帝还存在,并且直到220年,即董卓焚毁洛阳的30年后才被废,改称为山阳公。但在人们的观念中,此时早已是三国时代。那个汉献帝早已边缘化而难以吸引研究者的眼球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全国性的民变,张角的起义把东汉的政治地图搅乱。在政治势力的重洗过程中,各地的军阀利用自己的资源疯长着。这是一个无“天”因而也就无法的年代,谁有势力谁就可以称王称霸。因此,乱世出英雄,曹魏的创立人曹操也正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

  曹操本姓夏侯,因成为宦官曹嵩的养子而有了靠山,在汉灵帝时就做过军官,在镇压典黄巾军起义时提升为镇东将军。董卓祸害洛阳,在袁绍为盟主的盟军中,曹操就是先进分子。在各方势力各怀心思,不敢也不愿先进的情况下,曹操却率兵与貌似强大的董卓军交锋,虽然惨败,自己也受了伤,却显示出不同常人的胆识。[1]因此,是一只质地优良的黑马潜力股。192年,曹操占据了山东的兖州一带,收编了黄巾军三十万人,从此有了资本(那个时代政治的资本就是军队),很快发展起来。196年,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曹操在谋士们的帮助下,做了很好的发展规划,这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在别人把皇帝看作累赘的时候,他却以独到的眼光,抢先去迎接那个看似无用的汉献帝,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动权。好的政策往往都不复杂(如约法三章),却很管用。曹操的规划既有政治上的借力——一下子站到了道义上的高峰,四两拨千斤,同时又有经济上的实干,屯兵耕田。在策略上,他采取了稳住关中,向北发展的计划,先后收拾了袁术、吕布、袁绍等劲敌,统一了黄河流域,然后才向西、向南发展,使之成为三国中势力最为强大、资源最为丰富、政治最为安定、人、才、物最为丰富和谐的强国。

  但是曹操并没有称帝,在军阀割据混战中,缓称王大体上都是对的。好的汤肴不是在锅开水沸的时候就是好吃或能吃的。从一个暴发户到贵族是要经过三代脱胎换骨的。因此,在孙权尊他为皇帝时,他表现得非常清醒,知道这是孙权在把他往炉炭上挤兑。他死后,接任的儿子曹丕称帝的时机相对成熟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怪,曹操篡汉遭到的反对一定很大,而到了他的下一代则水到渠成。这一方面因为曹操后期的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九品中正制的实施给士族做官以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待。[2]士族独霸高官厚禄的门阀制度的形成,所谓拥汉的即得利益者或群体,尤其是士族地主阶级已经看不到拥汉还有什么利益。曹魏政权即是以士族为基础,并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给他们以特权与好处。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王夫子说要顺势而为,大势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当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的时候,你最好的选择不是逆势,而是顺势而为。汉的大势已去,这一点想匡扶汉室的刘备也知道,但这句口号却是取得民心的有利的政治资源,是刘备形象策划的计谋罢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你不能做,但你的下一代却可以做,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命”。而曹操的下一代之所以能,是因为曹操的死本身就是原因,曹操这么努力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能称帝么?曹操这么努力没有做上皇帝,他的下一代就应该做皇帝——这是给曹操的嘉奖。

  历史有时也是这样的宿命,这样的轮回。曹魏的经历以及曹丕的做法在几十年后又重演。只不过那时,他的后代扮演了汉献帝的角色,而司马家族则扮演了他的角色,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轮回。汉献帝的命运恰如几十年以后他的子孙。他是这样对待汉献帝的,司马懿是这样对待他的子孙的。只是这种轮回完成得太快了些,在曹丕继位后不过45年,而距离他死不过38年。38年一个循环太快了。

  曹丕做皇帝不过7年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魏明帝寿命也不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出了问题。史书说“魏明帝不恭,淫宫御,百僚偏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3]《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说:“百姓雕弊,四海分崩”,因此,首任皇帝的寿命不长,也预示了曹魏政权的寿命不长。239年魏明帝临死前,执手嘱托司马懿、曹爽辅佐少帝曹芳。司马懿是一个军事家、如果有谋略家这一称谓的话,他也应该是一个。人常说,有福的人是出名早、活得长。有名的人物,越活越宝贝,因此,越活越有福气。司马懿却是大器晚成。不过活的长在什么时候都是福。他在与诸葛孔明的对峙中崭露头角,并为曹魏的江山立下了汉马功劳,因此,魏明帝才会把曹芳托给他。曹爽是宗亲,能耐并不是很大,但却控制了朝政。二人支撑的曹魏成为他一人独揽。他排斥司马懿。司马懿是什么人?知道把拳头收回来,知道识时务,为了自己的政治与性命,装病不参与政事,在曹爽派来的探子河南尹李胜面前持杯饮粥,“流露沾胸”,“错乱其辞”,[4]使曹爽等人信以为真。之所以如此,当时司马懿年龄已经不小了,如果一个轻人这玩这一计是没人相信的,而老年人装聋卖傻、玩老年痴呆,十有八九是有人相信的。何况司马懿这么狡猾,何况曹爽这么轻信。这个时候司马懿已经有了灭曹的准备。

  司马懿的做秀成功,迷惑了曹爽,曹爽一下子站在了明处,而使司马一家处在了暗外。曹爽放松了警惕因而看不到司马懿,但司马懿对他的行动却了如指掌。于是,当曹芳带着曹爽出京城去谒拜父亲魏明帝陵墓时,司马懿突然发力,让儿子司马师接管了洛阳,自己则带领军队把曹芳、曹爽堵在洛河对岸,理由是迎接曹芳,要求则是让曹芳免去曹爽大将军的职务。曹爽措手不及,只得集结几千士兵守在洛河南。狡猾的司马懿“指洛河为誓”,表示不会伤害曹爽一家。洛河是一条神圣的河流。曹爽轻信了司马懿,梦想着做不了大将军还可以封侯还家,做一个不理政事的富翁。[5]在没有实力做后盾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司马懿履约。结果,整个曹氏集团几乎被厚黑学修炼到家的司马家族斩尽杀绝。

  接着,魏帝曹芳就成了30多年前的汉献帝。司马懿做了丞相。司马懿死后,儿子司马师继任。司马师就生活作风问题作为理由废掉曹芳,立曹髦为帝。[6]司马师死,弟司马昭继任。然后司马昭自封晋王,“建天子旌旗”,[7]并大封党羽。如此张扬,导致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曹髦不服,不甘被淘汰,却采取了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打群架、决斗的方式,带一群宦官冲向相府。皇帝打架寻仇,还真没人敢惹。中护军贾充对相府兵将说,司马家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于是有叫成济的私家舍人上前,但不知如何对付曹髦,便问是杀是抓?裴松之引注中有贾充明曰“杀之”的记载,也有含糊其辞的记载。《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曰: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於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於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於背。……魏末传曰: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8]

  《晋书·文帝纪》采用了前面的内容。

  在今天的法律社会,那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在那个时代也有个某杀皇帝的问题,但天下实际已经是司马家了,替司马家办事的贾充等不会有什么事的,尽管如此,那个叫成济的太子舍人还是被灭了三族,成为罪羊。曹髦死,傀儡曹奂称帝。在废立了二个皇帝后,随着对蜀吴军事优势的确立,司马昭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265年,终于以曹丕的方式建立了司马家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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