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死前与曹操的交锋:虽输给了屠刀,但说对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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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中,最先对孔融动杀心的是袁绍。《三国志》中说袁绍与“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这句话中“公”指的是曹操,袁绍看孔融不爽,想让曹操找个借口把他干掉。而当时曹操觉得天下不在自己手中,没必要杀此大名士败人品,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此后曹操与袁氏兄弟分道扬镳,他没有马上走另立或自立为帝的谋朝篡位之路,给了世人一种有别于董卓、袁绍、袁术的耳目一新之感。孔融也觉得这位尊立献帝的曹操,有能力保全汉室江山,但是需要盯紧他。所以,孔融此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反对曹操,是曹操的政敌。

  但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如果单从表面看,你甚至可以说魏征是唐太宗的“政敌”,因为他很多做法甚至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但唐太宗为什么能容忍魏征呢?因为魏征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这样做的目的可以用杜甫的一句诗来概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孔融的目的当然是“再使风俗淳”,但不包括致曹操尧舜上。在他心里把曹操看作汉室复兴的操盘手,要想再使汉朝“风俗淳”,除了反对曹操的阴暗面,孔融别无选择。

  官渡之战后,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不仅屠城而且还侵犯袁氏女眷,连袁熙之妻甄氏也被曹丕霸占。孔融知道这些事后,在给曹操的信中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讽刺曹操把朝廷统一天下的战争,弄成了乱搞女人的丑陋之战。

  作为汉末拥护汉室朝廷的一面旗帜,孔融对曹操指挥征讨割据势力的战争是寄予厚望的。所以他不能容忍战争中的丑恶行径,玷污了王师的正义之名。

  在追剿袁氏残余势力时,袁尚、袁熙逃亡到东北的乌桓,曹操于是决定北征。实际上东北方向对中原朝廷的威胁并不大,割据荆州的如果不是优柔寡断的刘表,北征所造成的空虚很可能使许都处境危险。

  这次孔融写了一篇题为《与曹公书啁征乌桓》的文章,文中说“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桔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意思是说你既然能为两个丧家之子远征乌桓,当年不进贡桔矢的肃慎、偷窃苏武牛羊的丁零也都在那附近,你不如一并把他们解决吧。

  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曹操你不能不顾朝廷的利益,用国家的军队去报私仇旧仇。

  当然了,孔融这两次说话的方式都相当无厘头,甚至让曹操读起来也颇为“不悟”,纳闷地去问“出何经典”。但我们今天读到这些不能把不理解,解读为孔融喜好出言不逊、口无遮拦和幼稚。

  应该说,孔融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例如,为了维护汉室皇权和限制曹操势力扩张,孔融提出恢复古王畿之制,建议在“颖川、南阳、陈留、上党三河近郡不封爵诸侯”。这次出手实实地打在了曹操的要害上,“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曹操担心他把这个建议推向更广的范围,非常忌惮。

  作为建安七子之首,孔融的内心无疑是理智的,也早早地看出“绍、操终图汉室”,他外在上不相称的表现,更多地是时代现实容不下个人理想的挣扎。

  《三国志》中关于孔融的言论有两段耸人听闻的记载:“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

  这就是著名的“亲子无亲论”和“母子寄物论”。孔融先说父亲是情欲冲动,又说母亲是寄物之瓶,还说父亲不好就该让他饿死。

  东汉末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钻营之风席卷一切,亲情也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表演和利用的工具。就连曹操本人也把祭祀仪式不当一回事,不仅临祭就洗举止粗陋,还坐在椅子上给祖先送祭。

  此情此景之下,孔融的言行等于是说:你们都别表演了,人和父母亲之间哪有什么亲情?捣鼓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实在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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