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是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特征是早期陶器、彩陶、玉器、卜骨和石器等。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
按照中国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测定的年代简要介绍如下：
●前7500年–前6100年彭头山文化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澧阳平原中部。主要文化堆积为彭头山文化时期遗存，是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8200－7800年。位于长江中游，湖南西北部
●前7000年–前5000年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遗址位于新郑县城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面积2万平方米。1977年至1979年先后4次发掘，揭露面积2700多平方米。发掘墓葬114座、陶窑l座、灰坑10多个。
●前6500年–前5500年后李文化
后李文化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后李官村西北约500米处、淄河东岸的二级台阶上，它地处沂泰山系北侧山前冲积扇和鲁北平原，距临淄区辛店城区约12公里，西北距临淄齐国。已发现的8处后李文化遗址，均分布于泰沂山系北麓的前平原地带，分布范围东起淄...西河遗址的后李文化遗址主要有房址、灰坑和灰沟等。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位于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坐落在后李文化遗址上，是当代中国首家最系统、最完整、以车马遗址与文物陈列融为一体的古车博物馆。
●前6200年–前5400年兴隆洼文化
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林西县白音长汗，地处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左岸。位于内蒙古-辽宁交界处
●前6000年–前5500年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武安市西南20公里磁山村东南台地上，北靠红山，南临洺河，占地近14万平方米，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5800年–前5400年大地湾文化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五营张邵店村，距天水市102公里。
●前5500年–前4800年新乐文化遗址位于皇姑区黄河大街新开河北岸的新乐文化遗址，于1973年首次发掘，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村落遗址，占地面积17.8万平方米，其布局与半坡文化相似
●前5400年–前4500年赵宝沟文化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小山聚落址，半地穴房址，几何形刻划纹，灵神物纹，钵、罐、尊等。
●前5300年–前4100年北辛文化位于滕州官桥镇北辛村北，薛河旁的高地处。是7000年前一个氏族部落的聚居地。
●前5000年–前4500年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4米左右,叠压着4个文化层
●前5000年–前3000年大溪文化遗址位于瞿塘峡东口，大宁河宽谷岸旁的大溪镇，是我国长江流域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重要遗迹.1959和1975年曾3次发掘.
●前5000年–前3000年马家浜文化遗址在距嘉兴市区7.5公里的秀城区城南街道马家浜村，于1959年春发现.
●前5000年–前3000年仰韶文化遗址，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范围分布于河南、陕西及山西。
●前4700年–前2900年红山文化内蒙古赤峰红山后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文物有之字纹筒形罐、彩陶、女神像，大型柳叶状石耜，玉龙等，积石墓。
●前4100年–前2600年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大汶河东西贯穿，将其分为南北两片。遗址总面积8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2~3米
●前3400年–前2250年良渚文化位于浙江余杭县良渚、安溪、长命三个乡，靠公路两边。发现于1936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出土的陶器质地夹细沙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器表的装饰多素面，打磨光亮，少数有精细的刻花和镂孔纹饰，或施彩绘；常见的有鼎、豆、壶、簋、盘、杯、瓮等。玉器发现也很多，有壁、琮、璜、坠、环、珠等，雕琢精细，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
●前3100年–前2700年马家窑文化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故名。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新石器时间晚期
●前3100年–前2700年屈家岭文化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分布于中国湖北省、湖南、江西北部，以及河南省南部。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
●前3000年–前2000年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
●前2800年–前2000年宝墩文化遗址在在青白江破土而出。遗址范围分布于川西平原上，到目前为止包括：宝墩、双河、芒城、鱼郫县古城等。
●前2500年–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的遗址群位于湖北天门石家河。其中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琢玉工艺崛起，特色鲜明，玉器有人面雕像、兽面雕像、玉蝉、玉鸟、玦、璜形器等，都属于小型玉器。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这些陶塑可能供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之用，邓家湾似为专门产地，通过交换输往各地。
●前4000年–前3000年富河文化新石器时代首先发掘地位于巴林左旗富河沟门。现已发掘出的遗址有：富河沟门、金龟山和南杨家营子三处。发现早期卜骨、及伴随而来的大量动物骨骼。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
（一）有陶器而无磨制石器的类型
中国现已发现的属于有原始陶器而无磨制石器的典型遗址有湖南省道县玉蟾岩（蛤蟆洞），甘肃省庆阳县教子川十里坡等数个地点，河北省阳原县于家沟下部文化层的第2层等。
上述三个遗址，总的文化特征相同，即陶器和打制石器共存，均无磨制石器。但在地域分布、具体文化特征及经济生活上，又有明显的差别：玉蟾岩（蛤蟆洞）遗址分布于南岭北麓，属湿热的中亚热带南部气候，其文化遗存是陶器和大型的打制石器伴出，人们的经济生活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无性繁殖的根茎果类作物的栽培已经开始，水稻的栽培可能处在萌芽时期；庆阳地区的几个地点，地处南温带北部，气候温暖偏干凉，其文化遗存出地于晚更新世地层中,属同一时期的地层中出土大型的打制石器，农业未产生；于家沟遗址位于干寒的中温带南部，遗址下部文化堆积的第2层陶器和细石器共存，人们的经济生活是狩猎经济为主（细石器是为狩猎经济服务的，遗址中出地的动物骨骼以作为狩猎对象的食草动物的羚羊为主），不见农业经济的痕迹。
（二）有陶器和少量磨制石器的类型
现已发现的有陶器和少量磨制石器的遗址，华北地区有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阳原县于家沟（下部文化堆积的第1层），华南地区有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广西自治区柳州大龙潭鲤鱼嘴（第1期文化），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第3期文化）等遗址。
上述几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除文化遗存均有少量陶器和少量磨制石器为其共同特征外，在其分布地域、经济生活、文化特征等方面仍有一定的区别。河北省阳原县于家沟遗址下部文化堆积的第1层，虽有磨光石器，但石器的主体是细石器，反映其经济在生活的主体是狩猎经济，农业经济或许刚刚开始。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
共同的文化特征：
（1）都有少量原始陶器；
（2）磨制石器中除仙人洞的穿孔石器可能是套在挖掘棒上作农具外，其余磨制石器都不属农业生产工具。
差别：
南庄头地处南温带亚湿润区，经济生活可能处在粟作农业的驯化阶段，而仙人洞和吊桶环则地处中亚热带的湿润区，其经济可能处在稻作农业的驯化阶段。柳州大龙潭鲤鱼嘴第1期文化和英德牛栏洞第3期文化可归为一类，其文化遗存的共同特征是，两者都有少量陶器磨制石器中都有少量作为农业工具的石斧，其农业经济可能属栽培根茎果类的“园艺农业”。
（三）有少量刃部磨制石器而无陶器的类型
中国现已发现的只有少量局部磨制石器而无陶器的遗址主要有广东省阳春县独石仔（上文化层）、封开县黄岩洞，广西自治区柳州白莲洞（第2期文化）等。
独石仔、黄岩洞和白莲洞三个遗址均位于南岭以南区，地处南亚热带的湿润区，并都属洞穴遗址。独石仔上层文化、黄岩洞文化、白莲洞第2期文化，其文化遗存的共同特征是，文化遗存中均无陶器打制石器均以用作农业工具的砍砸器为主，都有一定数量的磨制石器，其中包括很少量的刃部磨光的石斧。
其文化遗存的年代为距今14，000～10，000年，时值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亦即末次冰期结束后的时期，这时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农业经济的产生，在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水平达到能开始栽培农作物时，农业也就首先在华南地区萌芽了。石器中大量砍砸器和少量刃部磨光石斧的出现，则标志着砍倒、晒干、烧光的“火耕农业”的产生。在这一时期属于禾本科农作物的水稻还不可能种植，栽培作物可能属于无性繁殖的根茎果类，即园艺性作物。独石仔上层文化、黄岩洞文化和白莲洞第二期文化，应归属“前陶新石器文化”或称“无陶新石器文化”。
如何区分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
传统的观点将制陶业、农业、家畜饲养业和磨制石器制造业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四要素和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标志。
中国及西亚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证明，上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四要素不一定是同时产生的。上述第一种类型，只有打制石器和陶器共存，而无磨制石器，说明在一些地区陶器产生的时间早于磨制石器。第三种类型，只有少量刃部磨光石器而无陶器亦即在一些地区磨制石器的出现早于陶器，这种“前陶新石器时代”（或称“无陶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亚和中国都有发现。第一种类型中的甘肃省庆阳地区的几个地点，其年代在距今25，000～1，6000年，尚处在末次冰期中，缺乏农业产生的气候条件，农业还不可能产生，河北省阳原县于家沟下部文化堆积的第2层，陶器和细石器共存，既无磨制的农业工具，又无可用于“火耕农业”的大型砍伐器，也缺乏农业产生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农业不可能产生，从气候、生态环境，并结合近50年考古发掘资料来考察，中国的秦岭至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农业产生的较早，北方沙漠草原地区农业出现较晚，这就是说各个不同地区农业产生的时间是不相同的。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气候、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各个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就会使农业、家畜饲养业、制陶业和石器的磨制技术在各地产生的时间各不相同。一个遗址或某一个遗址某一期文化是否进入新石器时期，不能用农业、家畜饲养业、制陶业和磨制石器这四要素一同去衡量，亦即四要素同进具备即新石器时代,否则就为旧石器时代。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或称前陶新石器文化，无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均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两种类型。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
亘古之初，当人类开始摆脱类人猿而跨入“人”的范畴，他们便以“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世间的一切。我国著名神话学者袁柯说：“这种（原始）思维活动的特征，乃是以好奇为基因，把外界的一切东西，不管是生物或无生物，自然力或自然现象，都看做是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而在物我之间，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做自己和群体的连锁。这种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我们从神话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叫它做神话思维。”这段时期就是“前万物有灵论的活物论时期”。袁柯先生的论断很有道理。但有一点还不可否认，生存才是一切生物的最根本的因素。不管是社会现实还是思想家提出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亦或是社会生物学家们提出的“利已主义基因”的论点都证明如此。而据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求生能力越弱而求生意志则越强，这段时期内“他们根本没有死的观念”，有的只是“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因此也无所谓的人类共同的个性意识（与自然界相比而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先民们不得不接受人的死亡是一个事实。但是，人本能性的求生欲望和死亡恐惧促使原始人不约而同的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点。“理智的发达并不妨碍生的意志，反而鼓励了它，使它创造出一个求生的灵魂。”原始先民又因为对梦境幻觉等生理、心理现象的误解，把梦幻中的自我视为“第二个自我”，赋之予超人特性，并由之思索类推出灵魂普遍存在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对此，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称之为“万物有灵”论。作为人类学开创者，他和他的同事们借助的方法是十七、十八世纪时仍存在的各大洲的土著的思想与生活，取今以证古。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的观点则进一步提出了“神话思维”，将之视为一种思维结构，一种一切原始宗教赖以产生的思维基础。请注意，笔者这里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神话思维将人类原始思维与原始宗教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从此时段起，祖先们的一切生活都同原始宗教产生了联系。
马克思主义定义“民族”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所说之民族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的产物，或可称为“现代民族”的定义。古代“民族”或多或少也应具有上诉的几大要点。但在笔者看来其间的分别的重要性不一。最重要的应当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比如说，民族间的混杂是常见之事。再比如说，有些民族本身并无语言而是借用的它民族的语言，现代有些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就无自己的语言，如回族；上古由于地广人稀，人们大多聚集一起，随着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分离分化而生成现今的众多语言而分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众多民族。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在古代，语言同源现象更是十分常见，而这一点（共同语言）作为划分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则要大打折扣。因此，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不仅是“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促使民族形成的最初的形成因素。正是这种精神联系，使这个集合体统一了起来。而正如前所述，其实这个共同心素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民性。国民性这种共同的心理特征，正是与民族形成同步的。而在民族形成之始，这种精神就要上溯到原始宗教（信仰）。
英国学者罗伯逊曾指出：“古代的宗教实是由巫术、图腾制度、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合理化的但又互相矛盾的神话所构成的一种不调和的混合物。”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原始信仰（崇拜）；一为具体的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巫术。
原始信仰中的具体内容的形成时间是不同的。当然这么说绝不是否认各种原始信仰的可以并存。“万物有灵”观直接导致的是鬼魂信仰和自然信仰。在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就发现死人遗骸的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这显然具有对人死后的某些设想。人类学家对现存的处于原始社会的后进民族的调查已证明了灵魂信仰的普遍性。同时，“万物有灵”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处于精灵的控制之下”，“将自然事物的自然力量本身直接看成具有意志的对象而加以崇拜”。同时由于原始先民们求生能力的薄弱，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自然崇拜。
有生必有死，同样，有死就必有生。如前所述，原始先民的思维是将自然事物及自然力量本身直接看成具有意志的对象而加以崇拜。在看待生殖原因的时候，“他们更深信的生殖原因是生殖‘力’的进入女子体内。这种‘力’……是一切物体所直接存在的潜在能量或生命源。”生殖信仰，即是“人们想信通过人们的某种动作可以使生殖‘力’传授给某人或某动物，以达到后者与这种生殖‘力’的互渗。”
到了氏族公社时代，这种“生殖力”与自然信仰相结合，在原始先民的头脑中被具体化为了某种动物、植物或其它自然之神。很明显的，当在他们有意识开始找寻自己来源之际，很容易认为这个自然之神就是他们氏族或部落的“始祖神”，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保护神”，这即是所谓的图腾信仰。在中国现存的先秦典籍中不乏其例证。《山海经》通篇都是古国（原始氏族或部落）图腾神的记载；《诗经·商颂·玄鸟》等篇亦是证据。在考古资料方面，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尚未发现确凿的图腾信仰遗迹。但在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中还发现不少，如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鱼蛙纹等。
图腾信仰是一种很重要的证明宗教意识与社会意识相融合、交织的文化现象。我们华夏民族的吉祥物——甚至可以说是族徽的“龙”，也明显是图腾物。这个“龙”很有意思，据何星亮先生考证，它本是太皋部落也就是伏羲部落亦即蚩尤族的图腾。作为游牧民族的黄帝部落打败农业民族蚩尤部落后，为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文化。但是“龙”的原型是“蛇”，它怎样变为现今的“龙”状的呢？何先生认为是“具有兽文化特征的黄帝部落集团”首领们因为厌恶的心理进行重新塑造，加上腿、爪和阔嘴大头。但难道当时的首领们即具有如此的智慧与想象，形成“角似鹿，头似马、眼似兔、顶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鼠”的如此完美的形象？
“龙”图腾的变化实质上表现了一个图腾统一的过程，表现了一个图腾衰落的过程。
黄帝时期正是所谓的“酋邦”时期，已超越“部落联盟形式”时代，处于国家形成前的一个关键时期。以黄帝部落为主的黄帝酋邦是一个实力很强大的酋邦。《史记·五帝本纪》有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也许有所夸张，但黄帝酋邦灭绝和臣服了众多的部落和酋邦是可以相信的。正是在华夏民族的漫长统一过程中，图腾也统一了。正因如此，此时的图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图腾的固定化，或者说是个人化。图腾的统一，使图腾固定，而作为酋邦或部落的首领，也就成为本酋邦或部落的图腾的化身，或者说，由于大权的在握，首领个人与图腾合二为一，作为首领这一系的先妣与先祖之神就成为整个酋邦或部落的先妣或先祖之神。这种先妣与先祖之神与图腾的融合，就演化出了最初的人格化图腾的概念，祖先崇拜呼之即出了。正如何先生所引美国学者H·斯宾塞、苏联学者C·л·托尔斯托夫及我国学者所说，“祖先崇拜是形成于图腾崇拜晚期的图腾人格化的过程中。”
图腾崇拜是母系氏族的共生物，是在生活相对稳定，有一定的回旋地域，经常与某些动植物或自然物接触，从而从自然崇拜中衍生出来的崇拜。其深刻程度远胜于一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是真正的原始宗教。图腾为印第安语totem的译音，原意为“他的亲族”，以动物居多，以该物整体作为崇拜对象。壮族祖先崇拜过的图腾物可能曾经有雷电、日、月、星、怪山、怪石、山洞、伏流、潭、泉、竹子、榕树、枫树、木棉、怪树、巨藤、巨树、原生林、水牛、虎、蛙、黄牛、犬、羊、蜂、鳄、河马、鱼、犀牛、鸽、鹅、野鸡、野鸭、雁、燕、鹞、乌鸦、蛇、熊、鹿、猴、马、蜘蛛等等。
图腾的首要标志是被奉为“祖先”，有“血缘”关系，氏族时代氏族活动范围内如出现某种动植物怪异的现象或其与人们频繁接触，其集中区域常被认为是神灵区，如妇女经过该地正值胎动，古人会认为该物神灵投胎，于是，该物便被奉为祖先，该区域被定为图腾区。再如经常出没在田峒里的青蛙，因其肺小且皮薄，吸氧有限，需要依靠表皮黏液帮助吸收氧气，而天之阴晴又影响到黏液浓度，若浓度大则妨碍吸氧，叫声变得沙哑不响亮，意味着天要大旱。而天旱对水稻是致命的威胁。壮族祖先当时不了解这些科学道理，以为蛙可呼风唤雨，灭虫除害，便尊其为图腾。在神话里，蛙是老大雷公与三妹蛟龙私通所生的怪胎，本与其父住在天上，后被派到人间做天使，所以花山崖壁画上它的形象大多在江边山崖上。按壮人观念，山顶为通天之柱，故蛙神在此下可通其母，上可通其父，可让双亲调整得风调雨顺，水不泛滥成灾，让壮人人寿年丰。武鸣壮人把蛙叫做gungqsou，音“龚叟”，意为“你们的爷爷”；东兰一带的“蛙婆节”实为蛙神节日，其过程以葬蛙结束，当中为它戴孝，这就是说，人们把它当考妣看待，当亲族看待，当祖先尽孝，认可与其“血缘”关系。凡图腾必是保护神，人们对其威力总是无限夸大，如认为蛙除了可呼风唤雨，还能口吐大火，把入侵之敌烧为灰烬；吞噬害虫不在话下，就连一种害人的狐也可以“握其喉而食之”；它还当雷公的助手，师公经诗唱道“雷公举斧劈恶人，青蛙提刀后面跟”，可见威力之大。蛙神艺术包括花山崖壁画、蛙歌、蛙舞、雕塑、蛙纹造型、幡旗画、蛙神音乐、刺绣等，是壮族图腾艺术中最完整的艺术。此外，与蛙相关的还有禁吃(部分地区)、禁踢、禁踩等禁忌。铜鼓上的蛙立雕已成为壮族鼓的一个重要标记。蛙神早期可能是一个小部落的图腾，后随着稻作的扩大和该氏族部落的强大而升格为民族守护神，这个部落就是西瓯。而骆越则以鸟为图腾，是最强大而古老的图腾，代表狩猎经济。因稻作取代狩猎，蛙地位自然上升，它是农业经济的代表。雷图腾后与鸟图腾合而为一，故壮族观念中的雷公为人身鸟形，有鸟喙、鸟翅和禽足，因与水稻需水有关，保存了一席之地。牛本为狩猎时代神物，子孙韦姓(水牛)、莫姓(黄牛)均为壮族大姓，且有莫一大王作为供奉大神，因耕田有功而在图腾谱里保有一席之地。与渔猎经济相关的虎、熊、蛇、鳄等图腾，在壮族图腾谱中已黯然失色。雷公、布洛陀、蛟、虎被称为壮族早期四大神，渔猎经济的代表。
龙，中国民族图腾中最具代表的图腾，经岁月流转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并与时俱进，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是大中华、大一统的象征，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在中国的历史上，龙对中国政治权威的崛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图腾作为一种文化事物，其中包含的文化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图腾是氏族﹑部落的象征和标志，被其成员当作神加以敬奉。他们认为图腾的自己的始祖，并且相信与之有着某种的亲属血缘关系，认为是宗族的守护神，使得本民族得以持续的兴旺发达。图腾崇拜也应运而生，而图腾崇拜的主要信仰是相信他们的氏族起源与图腾有关，甚至把图腾当作是氏族的起源。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是极其的低下，人们对于大自然是以一种屈服和敬畏的心态来对待，以至渴望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来对其保护和愿望的寄托。这些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又与一般的宗教和唯心主义的起源有很大的相干性。图腾崇拜作为某种宗教形式，具有极其的普遍的意义，是世界上所有部落、氏族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所共有的普遍特征。它是被理解为人类群体和族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虚幻的反映。这样一种对物质基础作出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凝结了某种在共同意识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进而衍生出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社会组织原则和制度。而这种社会组织原则和制度又在逐渐的形成出后来的氏族制度，以至国家的制度。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发展表现出最原始的发展形态和阶段，而对其反映社会意识也表现出明显的单一性，但这种单一的社会意识却又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最主要、最共通的意识—图腾崇拜或图腾文化则要承担大量的社会文化功能。它要更好地协调内部的各种关系，尽可能地把内部的各成员紧密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应对各种的挑战，以保证共同的生存发展需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图腾崇拜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它也孕育出原始的政治文化。图腾崇拜是凝聚氏族和部落的精神的纽带，还作为它们特有的标志。这也就起到了凝聚内部和区分外部的双重功用。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无论其属于哪一个部落，都象亲兄弟般地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亲属”。这种关系成为氏族内部间和平共处的保证，有效地防止内部的冲突。它在确立部族意思，实现部族认同，以达到巩固部族内部的组织和制度，维系社会秩序。历史上曾经有不少著名的部族首领利用图腾来团结部族,更大范围地开拓自己的疆域。其作为一种标志，也能有效地防止本部族成员外流的发生，以保障本群体的不断地发展壮大。在作战的时候，图腾也是区分敌我的重要的标志。这在军事上的反映便是图腾在军棋上的印制。很多的部族旗帜上的形象都是以本族图腾为基本的图案，作为打仗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图腾在巩固原始社会中的“族外婚”制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人已经认识到，要保持种群在体质上的进化，必须进行跨族的结合，才能达到种族的优化。而图腾在区分部族这一功能上正好发挥了作用。在物质生活方面，图腾正好成为不同族部的标志，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使各氏族部落的成员联合集团在生活地域上进行了划分，为后来的氏族向民族的转化提供了基础。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有意渲染图腾观念，举行浩大的图腾仪式，以图腾意识来统一人民的意识，达到为树立自己权威的目的。
跟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国的图腾崇拜及文化表现出普遍的特征。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相当的表现，从中国的考古资料及其他的历史材料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证据。中国的图腾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峰，这也与中国的“文明古国”的称号相对应。在新石器时代遗存当中，发现了很多的图腾遗迹。出土的彩陶上的许多动物纹样及其他象征纹饰是古代部族的图腾标志。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图腾便是“龙”图腾。传说中，人们把始祖描绘成半人半兽的形象。“三皇五帝”之首的伏羲就是被描述成“蛇身人首”，神农是“人身牛首”，祝融为“兽身人面，乘两龙”。古代的氏族很多与图腾有关，太皡部落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等氏族部落名号。夏族以龙为图腾，他们的旗帜上绘龙，称作“龙旗”。古代各族也有以马、虎、牛、羊等为部族图腾。东北民族有以狼、鹿、狗等为图腾。匈奴人崇龙拜日。鲜卑族以鹿为图腾。突厥人把狼当作自己的图腾。越人崇拜鸟、蛇等等。在近现代中，傣族曾以龙、虎、牛为图腾。布依族以莺、猴、龙为图腾。壮族的图腾有牛、虎、蛙、狗、鸡等。黎族以狗、蛇、龙等为图腾……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时间最长最深远的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龙，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成为了超部越族的神，为中华民族所共同敬奉。以龙图腾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图腾文化又表现出自己特色。第一、龙图腾源远流长，又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地残留。第二、中国的图腾文化随时代而发展，与其他宗教信仰形式相交融。第三、中华民族之中的地区性的多民族共同崇拜某一个主要的图腾。第四、中华民族又一个共同的图腾—龙。他作为民族的标志和象征，也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再加上凝聚了某种自然崇拜，这样才得以经久不衰，历代延续。图腾文化中富含丰富的又极具特色的文化内容，使得中国图腾文化（特别是“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龙，中国民族图腾中最具代表的图腾，经岁月流转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并与时俱进，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是大中华、大一统的象征，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的中华族人，在龙图腾的保佑下，乘风破浪，锐意进取，铸就成了刚健进取、与时俱进的民族品质。
民族图腾是全民族共同尊奉的图腾，它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具有凝聚全民族的作用。随着原始部族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由亲属和相邻的部落形成的联盟，便形成了一种政治的组织。在这样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在地域、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交融合一，也就形成了民族。为了巩固联盟的需要，全民族共同的标志和象征便应运而生了。这样一来，一些民族或核心部族的图腾便上升成为全民族共有的图腾。一种以核心部族图腾为基础的，以其他部族图腾的某一部分组合成为新的图腾。而龙正是这样的极具特点的组合型图腾。“三皇”之首的伏羲，在6500年前定都宛丘（今河南周口淮阳），他先后征服了其他的八大部族，于是取各部落的图腾特点：鲸之须，蛇之身，虎之眼，巨晰之腿，苍鹰之爪，红鲤之鳞，白鲨之尾等组成一个新的图腾—龙。后又“以龙纪宫”，即以不同颜色的龙作为官员职位的名称。以上是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起源。
在中国的历史上，龙对中国政治权威的崛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原始社会时期，部族的首领借龙来控制和联合各部落，并确保自己的首领地位，则通过龙图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等都与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称自己是“龙子”，一出生便与龙有关了。史书上称伏羲“人首蛇身”“头有犄角”，“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史记·补三皇五帝），“握等见太虹意感而生舜”（同上）……部族首领把自己当作是龙的化身，神话自己，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一些部族发展到王族产生的时候，原来平等的祖宗神就和王族的祖宗神有了隶属的关系了。龙成为了王族的氏族形象本位，其他的隶属各族的龙就成为了枝叶，或是产生了再演生龙。后来的帝王多称自己是龙子，由此也产生了王权神授的真龙天子观。人间的帝王都称是真龙天子，代天在人间行使职权。周王自称天子，利用数千年以来图腾崇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彰显权力的合法性。秦王嬴政称自己为始皇帝，“金祠白帝，龙祚水德。祥应陈宝，妖除丰特”（《史记·秦本纪》）这开始了以龙为皇帝独专，龙为皇权象征。汉高祖刘邦本是出生寒微，但为了“正名”也要编造“高祖感龙而生，故其貌似龙，长颈而高鼻”的说法，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龙成为了皇帝和皇权的象征。王权神授的真龙天子观始终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与真龙天子观相适应的是政治上的宗法等级制度。由天子分封制后又发展成为天子中央集权制。这时候，龙已经具有了浓厚的统治阶级意识。
当国与家，地缘与血缘结合时，国家便从氏族部落中演化而来，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形态，家天下的意识使得帝王对国家直接赋予个人色彩，竭力与自己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的象征物－礼器中的龙的形象，又使得帝王的权威在宗教性的仪式中得到彰显。龙的威武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隐喻。统治者在国旗上绘龙，作为国家的标志和象征，也是自己权力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夏族的旗帜为龙旗，商人的旗帜上也有两条龙，直至清代仍在国旗上绘龙。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气质被赋予了龙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化、古文明的表征。有着不可泯灭的民族凝聚力。在中国的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龙一直为各个阶层所敬奉。龙作为了中华多元文化、多民族传统的象征物，在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大一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龙的传人”、“东方巨龙”的普遍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凝聚了地缘和血缘的文化基因，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永葆青春。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元素
原始语言、文字、绘画和雕塑
人是社会动物，过着群居生活，彼此关系密切，无论是在生活中、生产中，还是交往中，都要进行思想交流，表达一定的意思：或者在生产中传授经验、协调动作，或者男女之间表达爱慕、交流感情，或者与外人的交往中需要交涉事务、表明意图，或者在狩猎、战斗中需要奋勇搏杀、呐喊呼叫，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音节来表达，于是就产生了语言。但是，语言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会很快消失，因此就产生了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这其中尤以生产上的需要最为迫切，因为生产是人们生存的基础，也是原始社会人们每日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当原始农业发明、发展之后，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关系更为密切，思想交流更为频繁，对语言和文字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使之得到更快的发展。可以说语言文字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同样，绘画、舞蹈、音乐、雕刻等原始艺术的产生也都是和生产劳动密切相关，它们的起源，最初都是为了促进捕捞渔猎和农业生产的丰饶服务的。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艺术萌芽包括语言、记号、文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项。这是人猿相揖别的里程碑，也是人类在迈向原始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标志。
绘画是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因为在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中就发现过许多绘画，其色彩和线条都具有相当的水平。在中国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么早的绘画，但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中早期的遗址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原始绘画作品。原始绘画的种类甚多，如按绘画对象分有陶画、木画、石画、壁画、地画、岩画等，也有学者将绘在陶器、木器、石器等器物上的绘画统称为装饰画，而将原始绘画分为装饰画、岩画和地画三类。
雕塑实际上可分为雕刻和陶塑。雕刻是以坚硬的雕刻工具在各种材料上进行加工。陶塑是用陶土捏塑成各种造型，其中有时也会使用雕刻手法。
以材料区分，雕刻可分为木雕、陶雕、骨雕、牙雕、蚌雕、石雕和玉雕等。
从民族学材料看，木雕是很丰富的，如神像、生产工具、木制器皿以及乐器上都有雕刻或完全用木材雕成。但是因为木材容易腐朽而难保存下来，故出土文物中很少见到木雕作品。目前发现的木雕最早的当属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出土的距今７３００年鸟形木雕。在一根椴树木棒的顶端雕出一只鸟，尖嘴，有翅膀，鸟身上刻有菱形花纹，通长约４０、残宽４．５厘米，这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以禽鸟为题材的木雕作品。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了木雕蝶形器等建筑构件，还出土了２件木雕鱼。
原始音乐
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声乐起源很早，最初是为了协调劳动时的动作和减轻疲劳而发出的呼喊声，演变为带有一定音调和节奏的劳动号子，逐渐再发展为歌词与曲调相结合的歌曲，最初全靠人声歌唱，没有乐器伴奏。早在西汉的《淮南子·道应训》中就指出："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先生也指出过："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99)普列汉诺夫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也说："原始人在劳动时总是伴着歌唱。音调和歌词完全是次要的。主要是节奏。歌的节奏恰恰再现着工作的节奏，--音乐起源于劳动。视工作之为一人所做或为一群人所做，歌也分为独唱或和唱的。"(100)音乐（或者说歌唱）起源于劳动，而当时的劳动主要是狩猎、采集和农耕。最早的歌谣也是咏唱生产劳动内容的，推想原始的歌曲应该是非常简单的短句。如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录了一首据说是黄帝时期的歌谣《弹歌》，歌词就极为简短，每句只有两个字，共有四个短句：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意思是砍下竹子，作成弹弓，射出弹丸，逐杀禽鸟。反映是狩猎劳动的具体情形，而狩猎的产生又早于农业生产，因而《弹歌》有可能是最古老的歌谣。许多少数民族在出猎时往往要祭祀山神保佑他们能猎取到更多的猎物，其间要诵经唱歌。推测上述的《弹歌》也可能是在出猎前祭祀时所唱的歌谣，与原始宗教有一定关系，但归根结蒂还是为生产劳动服务的。相传为帝尧时代的《击壤歌》是四字一句：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反映的是农耕生活，句子有长短，结构复杂一些，其时代肯定要晚得多了。
这些歌谣当初都是有一定的曲调来歌唱，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同时它们都是后人的文字记载，是否就是当时的原貌也是值得怀疑的。
目前能够了解原始音乐的材料只有各地出土的一些乐器。
器乐的出现是比歌唱要晚得多，但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乐器的发明也是与生产劳动有密切关系。人们在打击石块，制造石器，或是砍凿木头制作木器时，都会发出声响，有一定的节奏，会启发人们用不同节奏和力度去敲打，以发出悦耳的声响。《尚书·益稷》："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就是描写击打石块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来伴舞的。黎族妇女会利用舂米时木杵和木臼发出有节奏的音响，并跳一种舂米舞。高山族的杵臼舞所用的乐器就是实用的杵臼。畲族人死后，"少年群集而歌，劈木相击为节。"（《枕碧楼偶存稿十二卷》第二卷《畲民考》）即用木头敲打出有节奏的音响。可以说这些原始生产工具就是原始的打击乐器，后来才在此基础上发展成鼓、磬等乐器。
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已知出土的原始乐器，主要有两大类：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
打击乐器
主要有陶钟、石磬、木鼓和陶鼓以及摇响器等。
吹奏乐器
吹奏乐器的起源可能与狩猎经济时引诱禽兽的拟声工具及口哨有关，以后才逐渐演变成专门用来演奏的乐器。目前已发现的原始社会吹奏乐器有号角、埙、哨、笛等数种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性质
中国新石器时代属于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包括了母权制和父权制两个阶段。大量考古实物资料，特别是墓葬材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
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都位于居住址附近，埋葬集中，排列有序，反映出在氏族制下血缘纽带的支配作用。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葬制比较复杂，单人葬是最常见的一种葬法，延续的时间也最长。至于合葬墓，根据不同的情况，性质上也有所区别。如仰韶文化的多人集体合葬（包括二次葬），显然代表了母系氏族的葬制，即同一墓穴中包括母亲及其子女，但不包括丈夫在内。至于象大汶口文化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结合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综合考察，一般被认为是过渡到父权制的夫妻（妾）合葬墓。
总之，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经历了氏族社会的繁荣和瓦解阶段。至于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具体转变过程，以及这种过渡在地域间有无不平衡现象等，都有待于今后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