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西城追忆香港文坛曾经璀璨的时代,笔耕不辍重访旧日江湖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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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四岁的沈西城曾是当年《明报》奇情小说作者,见证了香港六七十年代文坛盛况,是文化界的“活化石”。他要寻回时代惊涛拍岸的声音,让后浪也能分享香港文坛巅峰时刻的繁华。

  今年七十四岁的沈西城曾是六七十年代《明报》的奇情小说作者,他见证了香港六七十年代文坛的盛况,是今天香港文化界的“活化石”。他回忆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金庸、倪匡、依达、亦舒、徐速、等名家都笔扫千锋,洛阳纸贵。他出书写自己与金庸与倪匡近距离交往的经过,他流转于文坛与风月场所,被称为“浪子文人”。

  一九七二年,沈西城赴日本东京留学,研究日语与日本文化。虽未取得学位,但对沈西城而言,更大的收获是他阅读和翻译了大量优秀的日文作品,并且结识了一群日本作家,包括著名的“中国通”竹内实,还曾到他最喜爱的日本推理作家松本清张府上拜访,这些宝贵经历都被沈西城一一珍藏在心里,日本的推理小说也“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沈西城的写作风格。一九七四年回港后,沈西城发挥自己的特长,陆续翻译了包括司马辽太郎、丸山昇、竹内实在内的不少日本名家文章,沈西城亦在奇情推理小说领域写出了《怪盗传奇》等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沈西城父亲是上海建筑公司老板,可是他却未继承家业,而是与文学结缘,靠文字维生。同时,作为富家公子哥,他从小就出入风月场所,喜爱灯红酒绿的夜生活,还在日后将自己爱上夜场舞女的一段故事编入剧本。担任《武侠世界》总编辑二十三年,编写电视剧《京华春梦》,如今沈西城仍笔耕不断,以亲身经历带读者重访旧日香港风云。

  缘起:香港文坛巅峰时

  一九五九年《明报》创刊,为了增加销量,金庸在《明报》副刊连载武侠小说。于是,买报纸不读新闻只读副刊,夜晚在被窝里打著手电筒看小说成了一代香港学生的集体回忆,沈西城便是当年挑灯夜读的少年中的一个。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包括爱情小说、科幻小说、武侠小说、推理奇情小说和少量严肃文学,沈西城广泛地阅读不同类型的小说,并从中吸收精华,为己所用。

  提起六七十年代爱情小说作家,男作家中他首推依达,他可以变换六七种身份来写作。女作家中,他的启蒙则是孟君,她在妇女杂志开设了一个孟君信箱,专门指点青春男女的爱情问题,后来与导演龙刚在中环坚道明爱中心成立了香港青年笔会,出任会长。当时十几岁的沈西城作为笔会的会员,对身为会长的孟君很是欣赏。

  说起科幻小说,沈西城觉得与其称之为“科学幻想”,不如叫“幻想科学”更为贴切。因为幻想是走在科学前面的,他举例莱特兄弟,幻想在天空飞行之后,才发明了飞机。同样的,科幻小说也是人类对未来的大胆畅想,它寄托了许多科学上的美好憧憬。科幻小说的代表人物是倪匡,尽管他写作主题宽泛,但最有成就的还是卫斯理系列,且被多次翻拍为影视作品。

  武侠小说是香港文学不能忽略的一个主题,它让整个香港为之疯狂。武侠小说作家排行榜,梁羽生、古龙,独名列前茅,但第一名毫无争议是金庸。沈西城说,金庸根据民间传说写了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并参考《水浒传》中的章回形式,在当时的《新晚报》连载,一经发表便掀起热潮。之后的作品更是部部经典,在读者心目中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令人对书中快意恩仇的江湖心向往之。

  站在回归二十五周年的香港,回首那个名家辈出的年代,沈西城依然无比怀念。那时生计还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男女之间纯粹的感情给了作家们丰富的灵感去创作。中西交融的文化背景、文人丰富的情感表达、自由的创作环境、报纸和杂志对连载小说的刊登,让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成为无法被复制的经典。

  热爱:只以作品论英雄

  在沈西城看来,作家的作品是最重要的,一个作家是否成功,关键是他的作品是否令人印象深刻。乾隆皇帝酷爱舞文弄墨,一生写下四万多首诗,却无人将其奉为文学大师。金庸留下十三本小说,但部部经典,即使比他作品丰富的大有人在,焉能有人质疑金庸在香港文坛首屈一指的地位。

  沈西城提出了一个衡量方法:角色名字的熟悉程度,就像提起《红楼梦》想到贾宝玉,提起《鹿鼎记》想到韦小宝一样。读者对角色的熟悉程度,正是反映了作品是否流传广泛以及令人印象深刻。

  沈西城主张面对作者不搞个人崇拜,不能将阅读变为“追星”。比如他看到有人研究卫斯理,结果都研究他吃些什么、在哪里出现、有什么朋友,沈西城认为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将时间花费在这些无所谓的事情上,不如去细究一部作品的背景与写法。同时,沈西城认为,如果要批评一个作家,也要先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作家应该以作品“见人”,而不是通过“踩人”、贬低别人,提升自己的地位。

  至于怎样才能写出好作品,成为广受尊敬的作家,在沈西城心中,最重要的即是“天份”二字。就像武侠小说里,每个习武有所成就之人都有一定的天赋。他引用倪匡的话:“写作是没有办法教的。”有人问过倪匡写作有没有秘诀,他很顽皮,反问那个人:“你有天份吗?”要是没有小小的天份,那读什么文艺理论、技巧都没有用,只会让你混乱。

  沈西城将自己定义为作家而非学者,尽管他为多个香港名人写过传记。他认为自己对研究分析的兴趣不大,留学东洋不为学历,称自己是“社会大学”荣誉学位。沈西城讲到学者教授需要常常开会交流,而作家却不用,作家只需要会写字。二零二零年,他将自己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更新为:“写作是我唯一的生命”。

  潮落:且向花间留晚照

  “一个年代过去了”,沈西城说。正如唐朝之后再无诗,两宋过后再无词,香港文坛的辉煌年代也已经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他自称是身边朋友中最穷的一个,没有什么大本事,但对名利也没有太高的追求。妻子于四年前去世后,沈西城独自居住在马鞍山海边套房里,生活变得很简单:看书、写作、录制节目“吹水”。他的书架上只放了十几本自己最喜爱的作品,包括最近重读的《天龙八部》。在他看来,书不需要看得多,因为花多就会眼乱。看书和偷师一样,散文看梁实秋,讽刺作品看鲁迅,只看最好的便够了。哲学更不需要看多,容易走火入魔,每个哲学家的书都看便很容易乱套,读通一个人即可。

  读书时,沈西城爱用摘抄本,将书中佳句手抄下来,加以批注。他说这是从梁实秋那里学的精读方法,一本书读多遍能有不同的体会。翻开沈西城常看的几本书,无论是中文还是日文,都有许多不同颜色笔的批注。

  在阅读与写作几乎全面转至电子化的今天,沈西城仍保留著手写初稿的习惯。他觉得写作是一件寂寞的事情,抽屉里放着一叠最近要交给杂志的手稿,要等他修订之后再转录到电脑上。这原先是沈太太的工作,如今却只能自己完成,沈西城不由得回忆起妻子最后的时光:“得了癌症,从九十磅瘦到六十磅,好可怜。”为与太太合葬,他入了天主教。他说这话时没有落泪煽情,和他写文章时一样,永远是一个忠实的叙事者,一生看遍喧嚣繁华,也免不了历经人间沧桑。

  沈西城要寻回时代惊涛拍岸的声音,让后浪的作者也能分享香港文坛巅峰时刻的繁华。大师殒落,知己寥寥,沈西城将自己的宝贵回忆化为笔墨,留下不灭的灵感火炬,就好像《玉楼春》一词所感叹的: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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