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西装要穿培罗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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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除了西装名牌培罗蒙,还有南来的上海红帮裁缝,他们手艺得体,擅做西装。

  上海滩有句老话——“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西装要穿培罗蒙。”父亲喜听须生名伶马连良;球不爱看,跟李惠堂无缘;穿西装嘛,当然是培罗蒙。南下香港,身为营造公司的副总经理,常要应酬洋人、东洋人,穿挺骨西装乃份内事,中环的培罗蒙是首选。父亲公司在鹅颈桥,乘电车,五、六个站头,坐的士,十分钟到?。跟培罗蒙老板许达昌相识于上海,到店堂间做西装,一边度尺寸,一边闲话家常,有一句话常说的:“啥辰光到大陆看看新世界!”彼此工作都忙,走不开,交通又远隔,回大陆是拖延了,结果到死心愿未遂。老板一九九一年去世,越二年,父亦随之去。尝对母亲笑言:“也许老板正在天上,跟爸爸做西装哩!”母亲面孔一板:“小鬼,闲话勿乱讲,四十几岁,仍没有个正经样儿!”上海话后是京腔。

  培罗蒙西装风行全球,达官贵人、洋场阔少、外国明星、甚至东洋政商,都是老主顾,生意红火。曾听父亲说要找许老板量尺寸,其难有如登天蜀道。许老板六十年代以后,已不作兴替客人量身,生意交托徒弟戴祖贻(二零二二年四月在日本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代办,脑筋活落,运剪如飞,手巧不下于师傅,甚或过之。

  六十年代在培罗蒙,西装起码一千港币,一般洋行经理月薪不外一千元,换言之,一套西装一月工资,普通人家哪能做得起!我年轻不懂事,六十年代末,恳求父亲带我到培罗蒙做套西装,父亲犹豫,不依不饶的死缠,旨在小女友面前炫耀一番。母亲知道,骂个半死,见识多广的表哥教我去大丸买。大丸为铜锣湾地标,在百德新街街口,地下有男装部,专售东洋缝制西装、飞机恤,名牌是Durban,要价五百左右,不算便宜,买不起,只好光顾深水埗的广东师傅,西装一套五十至九十元,穿上身蛮好看。缝有一袭猪肝色的西装,配粉红衬衫,结白底红点领带,同色袋巾,脚踏枣红色皮鞋,油头粉面,马浪荡,庶几近矣,却引来不少孽缘,沾沾自喜,到头不外一场春梦。

  红帮人才辈出

  父亲后来不再去培罗蒙了,改请其他红帮师傅,我家楼下有一家黑白时装公司,老板姓陈,缝制旗袍,技法超卓,是母亲的御用裁缝。他的外甥小杨,擅做西装,手艺精妙得体,就交由他代劳。上海红帮裁缝多宁波奉化人士,祖师爷爷名叫张尚义,讲究量、算、裁、缝等技术,这些技术经过多年概括,形成“四个功”、“九个势”和“十六字标准”,徒弟要通过这些程序,方能满师出门。学师艰苦,依然人才辈出,江良通、王才运、余元芳,各有盛名,小杨在上海,学艺余门,尽得真传。南下香港、投奔舅父,人英俊潇洒,口才便给,客人皆喜与彼打交道,手下女性顾客尤多,收入丰厚,惜乎嗜赌如命,跑马、麻将、扑克……他拼命赌,拼命输,谁也劝不来,结果欠下巨债未能还,走投无路,从北角皇冠大厦飞跃而下,奔赴黄泉,死时年仅三十馀。陈老板悲恸莫名,一日跑来我家,对住母亲,痛哭流涕。五十多年了,此景仍历历在目,因而我从不嗜赌,如今跑马,也不外是几百块钱上落。

  香港西装,红帮独领风骚,粤派师傅,瞠乎其后。式样嘛,分有单襟、孖襟、单叉、双叉或无叉,端看顾客心意。西装分春、夏二季,夏日炎炎,衣料以选取凉快、轻身为宜。最廉价的有白麻帆、白斜,层次较高有海防麻,属粗麻,越洗越爽。还有山东绸和山东绢,蚕丝制品,穿上身,凉快。不少人看不起本地货,崇洋心重,选用洋料子沙士坚,听说由鲨鱼皮制成(待考)。端是好料子,却是热焗苦人,稍一走动,通体湿濡。冬日西装,非绒莫属,分西衣绒、麻包绒、斜纹绒、格仔绒、法兰绒,而以后者最为名贵时尚。

  犹太富商嘉道理的趣闻

  说起西装,想起一个笑话。父亲的老朋友贺理士.嘉道理,贵为半岛酒店大老板,穿著一向不大讲究,大关刀西装,衣襟皱巴巴,破絮不堪,父亲看不过眼,要带他去培罗蒙做西装,摇头拒绝,无已,只好带许老板往诣。许老板打开衣料样板簿子,首先推介Scabal英国顶级衣料,嘉道理问价,大皱眉头。许老板何等精灵,立揭别页较次之料,摇头如故,于是,三级、四级、到五级,仍然沉吟不语。许老板纳闷了,不知所措。嘉道理这时望向父亲,递个眼神。父亲识趣,用宁波话向许老板道:“贺理士是犹太人,你晓得的!”许老板恍然大悟。“ 犹太”在上海话里,就是“孤寒”(吝啬)的意思。许老板即时换上高级料子中,最低等的品牌,嘉道理笑逐颜开,问做多少套?举起右手食指,说:“Only one suit! Thank you!”父亲哑然失笑,他要嘛不做,一做,来回两、三套,打开衣柜,西装逾五十套。五十多年了,往事如云烟,提笔记故人,人亦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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